2013年5月31日星期五

第五章 持久 第一节 巩固权力及其问题


第一节 巩固权力及其问题
  甲国的民主改革派取得了权力,并开始对该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造。乙国的保守独裁者登上了一架美国空军的喷气式客机出走流亡,使得这个国家的人民大快人心,以前反对派中的温和的民主派现在面临着治理国家的挑战。丙国的政府和反对派的改革人士也许会牺牲其选民的眼前利益,并就新的民主体制的基本内容取得一致意见。多年来这三个国家终于第一次自由而公平地选举产生了一个民选的政府。
  下一步怎么办呢?新的民主体制面临什么问题呢?民主政治能持续下去吗?新体制是巩固起来还是崩溃垮台?在第一次回潮和第二次回潮中,20多个已经建立起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回归到威权政体。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30个已转型到民主的国家有可能回到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吗?在八十年代,非洲出现了两次复辟:一次是在1984 年的尼日利亚,一次是在1989年的苏丹。这两起复辟仅仅是特殊的例外,还是新的民主政府即将普遍垮台的第一个前兆呢?
  关于未来的推测很少能够说明问题;关于未来的预测则常常令人窘困。前几章中我考察了第三波民主化的内容、原因和方式。在这一章中,我将继续运用这种经验研究的方法分析:1.新型民主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2.在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政治文化中涉及到的步骤;3.可能会影响到民主巩固可行性的因素。
  处在发展和巩固其新民主政治体制过程中的国家,可能会碰到三种类型的问题。转型问题(transition problems)直接产生于从威权主义向民主政权转型的变革现象。它们包括建立新的宪政和选举制度的问题、肃清威权政权的官僚,并用亲民主人士来取代、废除或修改不适合民主政治的法律,废除或完全改变威权统治机构,诸如秘密警察,以及在以前的一党制国家还要把政党与政府在财产、职能和人事上区分开来。许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是:1.如何对待以前的威权官僚,他们曾经悍然践踏人权,即“虐待者的难题(the torturer problem)”;2.如何减少军队对政治的介入,以及建立以职业制为基础的文武关系,即“执政官的难题(the praetorian problem)”。
  第二类问题也许可以被称作情境问题上(Cotextual Problems)。这些问题产生于该社会的性质及经济、文化和历史,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与其政体无关。威权统治者通常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而且,民主统治者十有八九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是个别国家所特有的,不是转型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所以这些问题因国家而异。不过,在第三波中普遍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叛乱、社会冲突、对抗、贫困、社会经济不平等、通货膨胀、外债、低经济增长率等。评论家们常常强调这些问题对新民主国家的巩固构成威胁。不过,事实上,除低水平的经济发展外,一个国家情境问题的多寡和严重性似乎与巩固民主的成败关系并不十分密切。
  最后,随着新民主国家得到巩固,而且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它们就会面临着体制问题(systemic problems),这些问题产生于民主体制的运作。威权政治体制所碰到的难题主要来自其特有的性质,诸如:决策权过分集中、反馈机制不足、过分依赖政绩合法性等。其它问题则似乎是民主政治所特有的,如各种社会力量僵持不下、难以作出决策、蛊惑宣传容易得手,以及既得经济利益者暗中操纵等。传统的民全国家已经碰到了这些问题,新的第三波民主国家大概也难以免除这些问题。图5.1提供了这三类问题出现的时间。
  在本章的下面几节中,我将讨论由虐待者和士兵所构成的问题,然后再探讨情境性问题在巩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将不花费精力去分析民主政治的运作所产生的体制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民主政权巩固之后才出现的现象。
第二节 虐待者的难题:法办与惩治,还是宽恕与遗忘
  除其他事项外,新的民主政权必须决定如何处置威权体制的象征、信条、组织、法律、文官和领袖。在这些问题之下,常常隐含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国家的认同和政治合法性。有关前政权的官员所犯下的罪行是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交替上台的民主政府常常利用机会来揭发或惩罚其前任政府的官员的不称职、腐败或欺诈行为。取代威权政府的民主政府面临着一个更为严重的、更容易被情绪化的,而且政治上更为敏感的问题,即民主政府如何处理对普遍违反人权的指控,如暗杀、绑架、虐待、强奸或不加审判的监禁等由前威权政权官员所犯下的罪行?是法办与惩治合适,还是宽恕与遗忘妥当?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威权政权为这一问题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在军人统治的岁月里,即约有9000名阿根廷人失踪了,大概被安全部队所暗杀,以及许多其他人被绑架、折磨。在乌拉圭的军人统治岁月里,根据一项估计,其政治犯的比例雄居世界各国之首。大约每50个乌拉圭人就有一人因为某种原因而被拘禁,许多人受到虐待。大约有200 人失踪,或是在拘禁中遇害。在希腊,那些受到折磨或虐待的人数显然达数百名之多。在智利,大约有800 名平民在1973年的政变期间或稍后被杀,另外有1200人在以后的岁月里被杀。当1979年宣布大赦时,大约有7000名政治犯被释放出狱。齐奥塞斯库政权也侵犯了数以千计的罗马尼亚人的基本人权。中美洲左翼和右翼的独裁者都以同样极其残忍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的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即使在巴西,从1966年到1975年之间,大约有81名平民遇害,大约有45人在与城市游击队的战争中失踪。反对特定个人的行动也不时地被当作对示威者采取大规模暴力行动的补充,诸如在韩国的光州和希腊的理工学院的屠杀事件。
  二十世纪末威权政权的这些行动迥异于以前的威权政权。它们的行为之所以在其社会中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七十年代末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重视。这表现在美国国会的人权立法中和许多人权组织的出现,诸如大赦国际、自由之家、美洲观察、与欧安会相关的组织和国际人权组织更为积极的角色,以及卡特政府有效地把人权推到了世界的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一旦民主政府掌权,它们就不可能避免面对前政权所犯下的违反人权的行为,即使在他们社会中这种惩办的努力或许是史无前例的,通常也的确如此。
  人权的极端重要性反映在所提出之指控的性质当中。这些指控通常是针对以前的威权政府的官员的。希腊军政权的领袖们被指控发动政变,并被判犯有严重的叛国罪。不过,几乎在其他的每一个国家,这些指责与控告都涉及到谋杀、绑架、虐待个人等。在许多其他国家,威权体制的建立曾受到过民众广泛的拥护,因此,要起诉那些建立这一体制的人在政治上颇为令人难堪,而且难度很大。对人权的全球性关注把义愤不是集中在该政权的非法性上,而是集中在其官员的非法行为上。威权政治的官员们受到指控,不是因为他们扼杀了宪政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杀害了个别的民众。
  在那些发生过严重违反人权的国家,就民主政权应该采取的行动发生了重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些罪行的始作俑者必须受到法办和惩罚,因为:
  1.真理和正义要求这样做,继任的政权有道德义务来惩罚违反人道的万恶罪行。
  2.法办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庭所应尽的一项道德义务。
  3.民主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其核心之一就是,不论是高级官员,或是军官,或是警官,都不得超越法律之上。正如一位乌拉圭法官在批评该国民主政府的大赦建议时说到,“民主不仅仅是言论自由,也不仅仅是举行选举的权利等,它是法治。没有法律的平等运用,民主就死亡了。现政府的举止就像一位被妻子欺骗了的丈夫,他知道真相,每个人都知道真相,但是他坚持认为万事如常,并每天祷告他不必被强迫去面对真相,因为他必须对这件事采取某种措施。”
  4.法办对阻止保安官员未来侵犯人权的行为。
  5.法办是建立民主体制生存能力的中心环节。如果军方和警察体制能够通过其政治影响或政变的威胁来阻止法办,民主事实上在这个国家就已经不存在了,这样建立民主的斗争就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6.法办是确保民主价值和规范至上性,以及鼓舞公众信赖这些价值和规范的必要步骤。“除非重大罪行受到调查和惩罚,否则,不会出现真正的信任,也不可能在一个社会中‘移植进’民主的规范;因此,民主也不会真正得到‘巩固’。”
  7.即使威权政权的多数罪行没有受到法办,至少有必要把这些罪行的程度和那些责任者的身份公之于众,并建立一个完备的和权威的公共档案。责任原则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责任性要求“说明真相”,并坚持“人民不必为更大的善作出牺牲;他们的苦难应该昭诸天下,而且国家及其官员造成这些苦难的责任必须得到澄清。”
  那些反对惩治的人提出了以下的反论:
  1.民主必须建立在和解基础之上,建立在社会中的主要团体把过去的分歧放在一边的基础之上。
  2.民主化的进程涉及到在各社会团体之间达成公开的或私下的谅解,即这种谅解不宣泄过去的私愤。
  3.在许多情况下,不论是反对派还是政府的军队都严重地违反过人权。对所有人进行大赦,为民主提供了一个远比试图去惩治一方、另一方或双方的努力而更为强大的基础。
  4.威权官吏的罪行在那时有其正当性,因为绝对有必要去镇压恐怖主义,打败游击队,为社会恢复法律和秩序,他们的行动在那时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
  5.社会中的许多人或团体都参与了威权政权所犯下的罪行。哈维尔争辩道,“我们所有人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体制,把它当作一个永恒不变的事实,这样就有助于使极权体制永久化。换句话说,尽管程度各有不同,我们大家都为创立一个极权机器负有责任。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只是其受害者;我们大家都应对此负责。”
  6.大赦是把民主建立在牢固基础之上的一个必要步骤。即使我们有充分的法律或道德理由去惩治那些人,这种理由也会在建立一个稳定民主这一道德律令面前瓦解。民主的巩固应该优先于对个人的惩罚。正如乌拉圭的桑格内蒂所说的:“若是一个国家的人权在今天已经得到保障,我们是去巩固这个国家国内的和平,还是去追求会危及这种和平的既往的正义,究竟哪一样更公正?”
  总之,上面就是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赞成和反对惩治威权罪行的论点。在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很少受到道德或法律方面考虑的影响。而实际的做法几乎完全是由民主化进程的性质以及是由在转型期间或转型以后的政治权力分配所决定的。最后,在第三波国家中,政治的运作瓦解了惩治、起诉或惩罚威权罪犯的努力。在少数几个国家,对个别人进行了即决判决(summny justice);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并没有发生有效的惩治事件。在那些1990年前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只有在希腊有一大批威权政权的官员受到了实质性的审判和处罚。
  若是考虑到对这一问题曾有过激烈的政治辩论和强烈的情感因素,那么,对这一结果应如何加以解释呢?
  首先,在1990年前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一半是在现行的威权政权的倡议和引导下进行变革的。这些领袖通常是民主改革派,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取代了以前的保守派领袖,而保守派领袖则显然不愿意因为他们可能犯的罪行而受到惩治。改革派需要获得保守派对民主化进程的默认,并向他们保证他们不会被未来的民主政权惩罚,这也是建立民主政权的必要条件。此外,改革者能够取代掌权的保守派的那种威权政权违反人权的行为没有那些保守派执掌权力、顽抗到底的政权违反人权的行为那么多,那么恶劣。因此,几乎主动进行向民主变革的威权政权都颁布大赦法令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这些大赦通常适用于在特定的一段时期内,由政权的代理人,或反对派的成员所犯下的任何罪行。巴西和智利政权在1979年就实行了这样的赦免。危地马拉在1986年也进行了赦免。土耳其的将军们保证在允许1983年由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之前要确保他们不会遭到起诉。
  在变革过程中的这些或那些案例中,威权政权不仅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实行赦免,他们还有能力使得赦免进退两难。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继任的民主政权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权,因为他们没有权力来依法处分那些在威权政权中犯有罪行的人。而且,有人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例如,在危地马拉,军方在1986年1 月把政府移交给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文职总统塞雷佐的前4天宣布对自身实行赦免。塞雷佐认可了这一赦免,并扩大了赦免范围,并毫不犹豫地坦言,若是他试图惩治任何在军政权统治期间参与违背人权事件的危地马拉士兵,他就不会继续当这个总统。因此,有人认为,塞雷佐政府不是“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甚至不是一个向民主转型的政府。”
  对智利的后皮诺切特政权可以作出同样的指责,而且,的确有人作出了这样的指责。在1989年选举中,支持埃尔文竞选总统的多党联盟通过了一项纲领,敦促用立法形式推翻1979年的大赦法,并把为期十年的对谋杀或其他暴力罪行进行法办的法律搁置一年。智利的军方领导人警告,若是试图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那将后果严重。在1989 年10月,当时还担任总统的皮诺切特将军宣布:“他们碰一碰我的手下任何一名军人之日,就是国法终结之时。”智利的空军司令,马特海将军十年以来一直与皮诺切特总统抗争,并敦促加快民主化的进程。不过,他在1989年警告道,废除大赦法的努力会威胁到这一进程。武装部队“不会接受”任何起诉他们的行为:“如果他们要试图把我们戴上枷锁,那就像在阿根廷那样,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左翼的反对派继续坚持尽可能加以惩治;但温和的民主领袖们则强调调查的可取性。在埃尔文担任总统的前几天,他特意向军方保证到:“我心中还没有要去进行审判的念头,我也无意促进审判……(我不打算)为难或是得罪皮诺切特将军或其他任何人。”为了不偏离他的全国和解的思想,埃尔文总统在就职后立即释放了被皮诺切特政权所监禁的那些没有犯有暴力罪行的政治犯。
  民主体制的创立总是需要在政治上有权势的团体之间就政府能够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达成妥协。在五十年代末期,委内瑞拉民主的确立就要求各方作出承诺,尊重教会的特权,尊重私有财产,并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在这种妥协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会因为这些约束就算不上民主政权吗?一种政体会因为政府缺少权力或意志来惩治在前任威权政权中犯下的罪犯就算不上民主政权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通过变革所确立的民主体制没有一个是民主的,因为显然没有一个威权政权会让它们的体制变得民主,如果他们期望他们自己或助手因此受到起诉并受到惩罚的话。只有强大到足以实行变革的政府,也必然强大到定下一个实行民主的价码。如果这些政府没有这么强大,那么,1990年前的第三波转型中有一半是不可能发生的。拒绝在这些国家实行大赦也就是把最流行的民主化形式排除在外。
  但是,对于那些无力自行退出政权、因为软弱而被取代的威权政权,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通常这样的政权没有料想到他们的末日,因此也不试图通过实行赦免保护他们的成员。最显著的例外是阿根廷,在这个国家,比格农将军领导了一个从执政党的垮台到选举民主政府之间为期六个月的临时军政权。他的政府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努力来保护军方和警察免受惩治,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该政权首先试图同文职政府领导人进行谈判,就不惩治问题达成一个协议;但是,这一努力受到了“广泛的嘲笑”。接着,该政权又播出了一个电视报道,来反映它同左翼恐怖主义者所进行的战争,以期使其行动合法化;但是,这一做法的结果“适得其反”。他下一步又试图与庇隆主义运动中保守的工会领导人通过谈判达成一个秘密协定,但是,这一举动被其他的反对派领导人所披露,结果不得不半途而废。最后,在选举的数周之前,比格农政府颁布了《国家和平法》(Law of National Pacification)。这项法律保证对军方或警察官员的几乎任何行动都不得予以起诉或调查。这些行动包括在反恐怖主义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般罪行和相关的军事罪行”。这项赦免也适用于少数恐怖主义者,大约有十多个,他们中包括一些没有被捕的和没有定罪的人以及一些也没去流亡的人。这项法令立即遭到了所有反对派政治领袖的谴责。民主政府在1983年12月就职之后的两周就废除了赦免法。
  在自行崩溃或是被推翻的威权政府中的官员是惩罚的目标。贝纳德·科尔德和格林纳达共产党政权的13名其他领导人在被美国军队废除了权力之后被判犯有谋杀罪及其他罪行,并受到长期的监禁。如果诺列加不是被带往美国,因为毒品交易而受到起诉,他也会在他的国家中面临一系列的指控。齐奥塞斯库夫妇则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即决判决。科拉松·阿基诺在当选之前,曾威胁要对马科斯进行起诉,而马科斯则因为流亡到国外去而躲过了这一起诉。昂纳克和他的副手们当初因为年老患病而免受严厉的惩罚,但是,在1990年底,昂纳克还是因为命令射杀试图通过柏林墙逃亡的东德人而受到指控。
  在希腊和阿根廷,人们曾作出最为广泛的和认真的努力来法办并惩治前威权政权的犯有罪行的人。这两个国家的情形在表面上似乎很相似,两国的军政权都显然犯有严重践踏人权的罪行。这两国的政府在军事上都遭到失败之后而垮台。在这两个国家,继任的民主政府都完全被一党所控制,而且其领导人都受到高度的尊敬和欢迎。此外,在这两个国家,当民主政府在选举产生之时,公众舆论都压倒性地支持法办那些犯有践踏人权罪的人。在希腊,正如一位观察家所形容的,这是“最敏感的和最富有爆炸性的普遍要求。”在阿根廷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两国的新政府都试图通过制定一个处理践踏人权问题的纲领来回应民众的普遍要求和道德义务。
  这两国政府也在制定其政策方面面临了相同的问题。他们必须确定谁因为什么罪行、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样的法庭上受到起诉。当个人独裁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菲律宾和罗马尼亚被推翻之后,起诉与惩罚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对独裁者、他的家庭和他的亲密助手。军政权的更替提供了一个更为困难的挑战。在阿根廷和希腊,这两个国家都显然有必要起诉军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但是,起诉应该适用到军人和警察队伍中的哪个级别?阿尔方辛政府试图通过把罪行划成三类来处理这一问题:
  1.那些发布践踏人权命令的人;
  2.那些执行这一命令的人;
  3.那些超越命令所许可的行动范围之外的侵犯人权的人。
  根据政府的政策,军官和警察官员被分成上述三类,第一类和第三类将受到起诉和审判;那些属于第二类的人只是在他们知道他们所接到的命令明显非法时才会受到审判。
  阿尔方辛和卡拉曼里斯政府所面临的情形因此十分相似。这两个政府所取得的结果则截然不同。到1975年8 月,在卡拉曼里斯被选为总理的9 个月之后,军政府的18名高级官员受到了起诉、审判,并被判有重大叛国罪。在此后就虐待进行的第一次审判中,32名警察、14 名官员和18名士兵受到了起诉,其中16人被判有罪。另外,在1975年举行了另外三起对陆军、海军和警察官员的审判,在1976年底进行了两起审判,以及对为理工学院屠杀事件负责的最高军政府领导人的审判,使得另一些人被判有罪,并投入监狱。总之,在希腊进行了约100至400起就虐待罪进行的审判。有一大批人在这些审判中被判有违反人权罪。到1976年底,在民主政府掌权两年之后,正义已基本得到伸张,起诉和惩罚问题在希腊政权中已暂告一段落。
  在阿根廷,人权所受到的侵犯,不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远比希腊严重得多。由阿尔方辛所指定的调查委员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保安部队大约使至少8960人“强行失踪”,他们建立了一个由340处秘密拘留与虐待中心构成的网,大约有200名官员已被发现直接介入了这些行动。而且,还有更多的人也参与了镇压活动。在阿尔方辛政府掌政的七年间,如何处理侵犯人权的问题使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而且不时地震撼了阿根廷的政治,至少导致了三次军事政变企图。在这次审判中,总共有16名军官(包括前执政军人政变集团的成员)被交付审判,有10个人被判有侵犯人权罪。与希腊相比,在阿根廷,惩治的努力既没有伸张正义,也未有利于民主,相反却产生了道德和政治混乱。在1990年,这个问题仍然还是在阿根廷政治中造成不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阿根廷就成了一个充满心灵创伤的国度,这种创伤是由惩治威权罪犯的努力所造成的,而这种记忆又抵消了由威权政权所犯下的可怖的罪行所造成的社会和心灵创伤。
  对阿根廷和希腊在后果上的差异又怎样才能加以解释呢?部分地看,可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阿根廷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以及在军人统治集团前执政的庇隆派政府指导军队去“根除”恐怖主义者,而阿根廷公众中的大部分人又悄悄地接受并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军政府在成功地完成其这一使命中所运用的残忍的战略。在希腊,尽管军方违背人权的行为没有那么严重,其正当理由也就没有那么充分。此外,希腊的军政权是一个由一群上校领导的政权,因此,它受到了一些军衔更高的军官的反对。这样,军政府中的一些分子就支持政府采取惩治的措施,而阿根廷军方不管他们存在着什么差异,都一致反对这种举措。此外,这些因素也只部分地说明了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希腊的成功和阿根廷的失败。更重要得多的是,两个政府所运用的政策和战略。
  卡拉曼里斯做了两件事。首先,当民众的支持达到最高峰时,他趁机采取果断行动。他的政策是“迅速、果断、有信、有节、有制的惩治政策。”在1974年在选举中执政之后,卡拉曼里斯准备了惩治侵犯人权者的计划。支持这一行动的人由于在1975年2 月反对他的一起严重的军事政变企图而得到了大大的增加。他利用人民对这一起事件的反应作为资本,果断行动,通过正常的普通法庭(而不通过军事法庭)进行了一系列的起诉和审判,结果这一过程在18个月之内就结束了。其次,卡拉曼里斯采取行动安抚军官阶层,说他不会在制度上向他们挑战。他的“军官阶层免受批评的政策以及他对这些人的职业要求的敏感性阻止了现役军官所可能采取的对抗性反应。对军人执政集团首要人物的有限清洗的政策也是在正规的法律程序之下和公众的激情有所冷却之后才进行的。”这就既减轻也缓解了军官阶层的许多焦虑,这样,虐待者的难题实际上在希腊政治中消失了近14年,只是在1990年12月当保守政府宣布它将宽恕在监狱中的8名军人集团成员中的7名之后才有所抬头。但是在看到公众的强烈反对和据报道,卡拉曼里斯总统拒绝签署这一法令之后希腊政府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主张。
  在阿根廷,惩治努力的失败及其为阿根廷民主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阿尔方辛政府的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大大地延误了对侵犯人权者的审判和惩罚,而且鼓励了军方来抵制这一进程。随着时间的推延,公众的义愤和对惩治的支持也让位于冷漠,这样,军方就从他们1982至1983年所受的屈辱中重新恢复了影响和地位。
  阿尔方辛在一就职之后就废弃了庇隆政府的大赦政策,指定一个由小说家萨巴托(Ernesto Sabato)领导的文官委员会来调查军方的罪行,并发起了对9名高级军官的起诉,同时也保证通过立法来为惩治军方和警察队伍中的侵犯人权者提供法律基础。这些行动在军方中挑起了恐惧、关心和反对。不过,与此同时,阿尔方辛也通过立法向那些受到侵犯人权罪指控的军官们保证,他们将只在军事法庭受到审判。这样,他就为军方提供了一个阻碍起诉的诱因,并随后又提供了手段。
  一起涉及9名陆海军将官的侵犯人权案在1984年初提交到武装部队最高会议上。8个月之后,即9月,该会议报告说,他们发现军人统治集团成员的行动“没有过失”。这样,这起案件就被移交到联邦上诉法院。在那里的审判又持续了一年,并在1985年作出判决,判定军人统治集团的5名成员有罪,4名成员无罪。在1986年间,又有7名高级军官被指控,其中5名并最终被判有侵犯人权的罪行。与此同时,调查仍在进行,同时还在对许多其他军官提出起诉。
  在1984年与1985年的民意测验表明,人们广泛支持惩治,特别是惩治高级军事指挥员。然而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开始减弱。一年之后,阿尔方辛就职,据报道,“那时许多阿根廷人已经对失踪者(Desapa- recidos)失去了兴趣。”支持惩治的游行示威的规模也小得多了。一位活动家抱怨到,“总是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在嚷嚷。”民意已经变了,军方的抵制增加了,1986年12月阿尔方辛建议通过一项“完全停止”(punto final)法案,这项法案禁止对新的案件进行起诉。人权团体谴责这一立法建议,而大多数阿根廷人却漠不关心,一项动员对该法案进行24小时抗议的努力也失败了。国会通过了这一法案,并在终止日期之前又对约200 名军官提出了起诉,包括许多现役者。军方明确表示他们强烈反对审判这些现役者。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主张惩治的团体,如梅尧广场母亲们(the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也分裂了,其每周一次的游行变得像“一场上年纪的亲戚或老朋友的聚会。许多人由她们的丈夫、孩子或孙子陪伴着。”
  1987年4 月一项迫使军官在法庭出庭的努力导致了所谓的复活节叛乱(Easter Rebellion),在这场叛乱中,两个基地的军队发生兵变,并对政府提出了几项要求。阿尔方辛成功地促使叛乱者投降了,但是也勉强同意了他们的主要要求。他免去了军队的总参谋长,同时考虑到人权团体的强烈反对,却保证通过“正当服从”(dueobedience)法,这项法律有效地禁止对除少数退休军官外的人进行指控。在1988 年1 月和12月,又有几起军方叛乱被镇压了,但是,这给政府施加了越来越多的压力,以放弃惩治行为。1989年庇隆派候选人卡洛斯·梅内姆当选总统。那时,庇隆主义党已经与军方形成了密切的关系,梅内姆命令一位大赦的支持者担任国防部长,和叛变者的一位亲信担任军队的总参谋长。在1989年10月,梅内姆赦免了60名游击队员和所有被指控或可能被指控犯有人权罪的军方和警察官员,但不包括仍在监狱中服刑的5名军人统治集团成员。在1990年12月29日,梅内姆又特赦了这5名军人统治集团成员和另一名在1988年从美国引渡回来,并等待就38起谋杀罪指控进行审判的一名将军和另外一名蒙特内罗(Montenero)游击队领袖。他的行动激发了剧烈的痛苦、对抗和义愤。大约有50,000人在布宜诺斯埃利斯进行了抗议。前总统阿尔方辛说,“这是阿根廷历史上最悲哀的一天。”
  在希腊,民主政府与军方的对峙在政府当选三年之后的一起政变企图中达到了高潮。在阿根廷,这个高潮出现在政府当选之后三个半月的一起政变企图。在希腊,政变的企图为惩治提供了合法性和支持。在阿根廷,政变的企图却迫使政府放弃惩治努力。阿尔方辛未能在1984年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那时民意支持采取这样的行动,后来却使得惩治侵犯人权罪行成为权力关系和公众态度变化的牺牲品。正如萨巴托所说的,结果是“一个偷了钱包的人被投入了监狱,而虐待他人的人却逍遥法外。”
  与发生在变革和置换的国家相比,在移转型转型中,大赦的条件是通过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或明或暗的谈判来达成的。例如,在尼加拉瓜,桑蒂诺派提出了一项大赦计划,但是为了满足民主反对派的反对意见,又对之进行了修改。在韩国,全斗焕总统无疑支持他的同僚卢泰愚竞选总统,前提和隐含的谅解是,他和他的助手不会因为他们在7年的威权统治期间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惩治。不过,一旦卢当选,就有人要求对全斗焕政府官员所犯的罪行作出解释。这些罪行中包括最著名的光州屠杀事件,但是此外,还有人提出许多指控,这些指控“有充分资料根据证明发生在拘禁期间的虐待、迫害和没有解释的死亡事件。”反对派议员要求惩罚全斗焕总统和5名与屠杀事件有关的其他负责人。但是,在1988年和1989年,这一问题在朝鲜引起了剧烈的辩论。在1988年11月,全斗焕作了公开的道歉,并退休到了一个偏僻的佛庙里养老。与此同时,在卢泰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也进行了紧张的谈判,谈判的焦点是举行听证会、惩治问题和对光州事件受害者所可能作出的赔偿。最终,双方达成了一项“幕后的交易”。根据这项交易,全斗焕将在议会中举行的由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中出席作证。这起吵吵闹闹的事件并没有满足反对派的要求,却有助于把卢泰愚与他的前任者的政府区分开来。
  在尼加拉瓜和韩国,一旦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当选之后,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就进行谈判。在其他例子中,威权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在新政府当选之前就达成一项协议。例如,在乌拉圭,军方和一些政治领袖于1984年夏天在海军俱乐部就向民主转型的安排进行了谈判,而且在军方得到保障免受惩治的程度上存在着分歧。此后,梅蒂纳将军和桑格内蒂总统都说这个问题从未谈论过。一些文职人员说,军方得到了保证,政府不再起诉他们,尽管这没有阻止公民个人提出诉讼。还有一些人说,军方得到的保证是这些行动也将被制止,而反对派勃朗科党(Blanco party)的领袖费雷拉(Wilson Ferreira)后来为他放弃对大赦的反对作了辩护,理由是军方已经在海军俱乐部的谈判中得到了不受起诉的保证(这次谈判,他没有参加,因为那时他还在监狱中)。
  乌拉圭的将军们受到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包括来自美国、阿根廷和巴西民主化的压力)要他们结束他们的统治。不过,他们并没有被赶出权位。他们通过谈判找到了台阶,正如一位乌拉圭的政治专栏作家所说的,“将军们相信他们会趾高气扬地离开官职。”当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在海军俱乐部一定就惩治问题达成了某些谅解。假如考虑到为侵犯人权的范围和严重性,将军们有可能交出他们的权力,这要么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保证,要么是因为双方都认为进行重大的惩治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民选政府于1985年3 月就职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乌拉圭的公民们发起了38起针对150 名官员的起诉,指控他们犯有谋杀、虐待、绑架、强奸和其他罪行。军方宣布他们不会允许他们的军人出庭。桑格内蒂总统由于希望避免重大的对峙(因为这种对峙就意味着他的政权的结束),提出了一揽子对军方实行的大赦计划,这项计划的正当性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已经赦免了恐怖主义和被军方监禁的其他政治犯。反对党在立法议会上击败了他的提议,并提交了一个部分地赦免计划,这项计划也受到挫败。第一次审判定于12月23日,其中预定有军官要出庭。在最后一刻,反对派政治领袖改变了其立场,立法机关在12月22日连夜开会通过了一项大赦法令,第一次审判就取消了,然后也不再进行进一步的审判。
  不过,在乌拉圭的政治战役只是一个开始。在大赦法令尚处于辩论阶段,民意表明72%的公众支持惩治那些犯有侵犯人权罪行的人。两个月后法案通过,反对派政治家、人权活动家、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牧师、新闻记者、律师及其他人组成了一个联盟来开始一场运动,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公民公决。这要求在最后一次选举中投票的选民中,四分之一的人签名请愿,即在略超过3,000,000的总人口中征集555701个签名。发起这些签名的运动左右了乌拉圭政治达两年之久。政府、选举法庭、军方和一些反对派的领袖都作出了艰苦的努力,用各种手段要阻止这些签名的征集和鉴别。最终在1988年12月,选举法庭认为,公民公决的支持者比所要求的多征集了187 个有效签名,随后,国会定于在1989年 4月16日举行公决。在经过艰苦的斗争,包括来自军方的几乎是赤裸裸的恫吓,说它不会默认废除大赦法,乌拉圭的公众以53%对40%赞成赦免。这一结果解决了问题,但却没有使任何一方满意。那些反对赦免的人输了;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桑格内蒂总统所说的,“没有谁会感到胜利。”自民主过程开始以后已有9个年头;而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就职以后,这也近5个年头了。
  在东欧,除了罗马尼亚和东德,最初的倾向就是宽恕与遗忘。惩罚的问题从没有在匈牙利真正产生过;捷克斯洛伐克的哈维尔、波兰的马佐威基(Mazowiecki)和苏联的亚克列夫(Yakolev)都反对进行刑事起诉。不过,在好几个国家出现了就那些对最臭名昭著的罪行负责的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要求。布拉格的前共产党领导人受到了审判,而且因为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而被判监禁四年。波兰秘密警察中的两名将军被逮捕,并被指控在1984年“策划和指挥”谋杀波皮鲁斯科神父(Father Jerzy Popieluszko)的罪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也被拘留六个月,然后在1990年7 月释放,而对他的指控还在调查之中。
  民主政府在依法处置犯有罪行的威权政府官员方面的记录产生了一些不可争议的结论。伸张正义是政治权力的一项职能。自愿下台的强威权政权的官员通常没有受到惩治;自行垮台的弱威权政权的官员则受到惩罚,如果他们被新的民主政府迅速起诉的话。萨巴托曾经说,“正义只是以这种方式来伸张。它很慢。正义的捷径仅属于威权和专制国家。”他错了。民主的正义不可能是对齐奥塞斯库夫妇所实施的那种即决判决,但它也不能是慢慢腾腾的正义。对使得一项政治现实合法化的民众支持和愤慨会消退,与威权政权有牵连的声名狼藉的社会群体会重新确立他们的合法性和影响。在新的民主政权下,正义要么来得很快,要么根本就来不了。
  随着威权政权的终结,不仅要求伸张正义,而且也要求查明真相。在阿根廷,这一要求被萨巴托委员会在1984年9 月的报告所满足,该委员会是由阿尔方辛总统在前一年12月所任命的。该委员会从受害者、他们的家庭、官员和其他人那里听取了广泛的证词,详细地查阅了官方的档案、走访了拘留与虐待中心。其400 页的总结报告后面附有50,000 页的文献资料。该报告中所泄露的真相及证据增加了实现报告题目的许诺的可能性:“绝不重演”。在菲律宾,阿基诺总统任命了一个总统人权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来调查警察而不是军方虐待、滥用权力的行径,因为军方毕竟帮助她取得了权力。委员会的主席上任不久就去世,该委员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解散了,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巴西,变革过程和低度的刑事暴力排除了继任的民主政府进行像阿根廷那样的调查的可能性。不过,圣保罗教区的大主教的确起草了一份基于官方记录的报告,该报告与萨巴托报告十分相似,而且也用了同一个标题:“绝不重演”。在智利,埃尔文反对惩治,但是决定应该把事情的真相揭露出来。政府任命了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Commission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其任务是充当“国家的道德良心”,并全面地调查和报告在军人统治期间发生的政治杀害和失踪事件。其前提是那些对这一罪行负责的人不会受到起诉,但是其受害者和家庭将得到补偿。
  在乌拉圭,“真相”和“正义”的可取性一直是辩论的话题。支持大赦的人也反对对威权的罪行进行调查和揭露。遗忘和宽恕都是必不可少的。参议员巴特尔争辩道,“大赦并不意味着罪行没有发生;它意味着遗忘这些罪行。”桑格内蒂说,“现在的出发点是我们向前看,也向后看……如果法国人还仍然在想着巴托罗缀之夜(the Night of St. Bartholomew),他们一直会相互屠杀到今日。”在乌拉圭和其他地方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真相比正义更重要;他们认为揭露所有事实的真相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可以为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一些安慰,可以揭露和羞辱虐待者并养成一种确保这种行径永远不再发生的公共良心和决心。奈尔(Aryeh Neier)简明地说明了这一情形:“通过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一个国家能够就一些可怖的罪行如何发生的原因和方式进行诚实的辩论。找出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展现他们所做的行为,就是给他们打上一个公开的烙印。这本身也是一种惩罚,找出受害者,回顾一下他们是如何受到虐待和屠杀的,也是承认其价值和尊严的一种方式。”
  对惩治和揭露真相的主要阻碍在东欧国家主要是前政权的渗透性以及如此之多的人认可它,并与它合作的程度和对惩治和调查所暴露的真相的恐惧。日夫科夫原定在保加利亚议会出会作证的日期一再被推迟,因为有人害怕他会提到自己的名字。一些最严重的问题是由秘密警察的大量档案所造成的。这些档案应该开放吗?可供起诉者查阅吗?还是锁起来销毁?据报道,东德的档案中有600000人的名字,而且在1990年在继任政权中的好几名议员和部长被发现与警察合作。许多人担心不加选择地开放档案会毒害在新的民主国家的公共生活,在东德,全面开放这些档案也会对西德产生影响。在罗马尼亚,保安军的大量档案一直被置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并由军方守卫。一位政府官员观察到,如果我们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公开这些档案,这样做几乎比打一场内战还要糟糕。因为人们一旦发现他们包含在里面,朋友与朋友之间就会为敌。”在某些方面,真相同正义一样,对民主都是威胁。
   民主派准则之四:处理威权政权的罪行
  1.如果变革和移转过程出现,不要试图因为其侵犯人权罪而惩治威权政府的官员。这种努力的政治代价将会超过道德上的收获。
  2.如果置换发生,而且你感到道德上和政治上都可取,那就迅速地惩治威权政权的领导人(在掌权之后的一年内),同时表明你将不去惩罚中低级官员。
  3.找出一种方法来对所犯罪行的原因和方式作全面的、冷静的公开解释。
  4.承认在“法办与惩治、宽宥与遗忘”的问题上,每一种作法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应该认识到,最满意的情形也许是:不法办、不惩罚、不宽恕,不遗忘。
第三节 执政官式的难题:三心二意而又强大的军方
  处理威权官员的犯罪行为通常与一个更广泛的、更持久的、政治上也更严重的问题交织在一起,而这一问题是许多新民主国家所共同面对的:即约束军方政治权力,并使得武装部队纳入忠于为国家提供外部安全职守的职业组织。新民主国家的文武关系问题常常呈三种形式中的一种,这取决于威权政权的类型、军方的权力和转型过程的性质。
  一党独裁国家的军队除尼加拉瓜这个明显例外和波兰这个部分例外,通常都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军队不试图发生政变,也没有在国家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一些独裁国家,多数军方官员属于执政党,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和分支机构充斥军队各级,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军事和其他政策。在接替这些政权的民主国家的存在问题是,把军队同政党分离开来,并用军队对民主多党制的服从来取代军队对一党的服从。在东欧国家,党军分离相对平稳。在苏联,就军方的“分离化”出现过剧烈的争论;并在1990年通过法律改变了总政治部(the Main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的职能而没有触及党的基层结构问题,尽管有人认为,“在民主国家的军队中没有组织来灌输某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不过,在总体上,接替一党独裁的民主政权在确立文官控制上面临的问题少于在军政权和个人独裁后出现的民主国家在这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在被取代的(即在转型过程中被推翻的)或是在个人独裁下变得高度政治化的军方,所出现的问题有所不同,而且更为严重。在这些军队中,中低级的官员通常具有高度成熟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意识形态,他们对失去的权力和地位愤愤不平,并感到来自在新民主政治中活跃的或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威胁。因此,他们常常从事于各种政治活动,旨在推翻新的民主政权或迫使在其领导成员或政策上发生变化。当然,最具有戏剧性的政治活动是军事叛乱或政变企图。
  企图进行政变或认真地策划政变至少出现在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期的10个已经民主化国家中。在尼日尔和苏丹,政变成功了,军政权在他们几年前倒台的地方又重新确立起来。不过,应当对两种政变作出区分,一种是针对已察觉的民主体制的失败而发动的政变,另一种是针对民主化未来的成功所策划的政变。尼日尔和苏丹的政变更像前一种,而不是后一种。尼日尔的政变发生在一次声名狼藉的选举之后,这场选举把权力又还给了一位普遍认为腐败而又无能的总统;苏丹的政变发生在无能的文官政府执政三年之后,在这届政府期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动乱问题都极大地恶化了。在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也出现了政变的企图,在这两个国家,军队曾经自愿退出了权力。这些努力似乎与军队内部的斗争有关。在危地马拉,由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之所以能掌权,显然是得到了武装部队的默许,1988年5 月和1989年5 月两次政变企图很快都被政府和军方领导镇压了,而大多数人却怀疑这场政变策划者的动机。正如一位著名的危地马拉政治家所评论到的,“唯一的解释是,这是一个孤立的集团。军队是此一(民主化)过程的所依赖力量,他们没有发疯——他们仍然被牢牢地控制着。”
  频繁出现政变企图的另一类完全不同于危地马拉的国家,是那些武装部队因遭到失败蒙羞,或被个人独裁者政治化的国家。据报道,在希腊发生了7次政变企图或阴谋;在菲律宾也出现了7起政变企图或军方的叛乱;在阿根廷有5起;在西班牙有3起。不过,在1974年到1990年间,除了尼日利亚和苏丹这种模棱两可的案例之外,没有一个民主化的政府被军事政变所推翻。
  既然新民主国家都明显脆弱,为什么又难以被推翻呢?通过政变推翻一个政府通常需要获得军内高级军官或重要的民间团体或重要的外部势力,或其中这些力量的某种结合的支持。反民主化的政变策划者主要是中级军官。这一级军官常常进行接二连三的政变努力:在阿根廷,有阿多利科中校和塞内尔丁中校,在菲律宾有侯纳森上校,在西班牙有特赫罗中校和博什中将。在所有这几个国家,最高军事领袖都支持政府,或至少并不支持政变企图。政变策划者通常不能够动员重要的民间团体或外国政府的支持。在这些方面,第三波民主化中转型期间的政变企图显然不同于第二波回潮中的成功的政变。例如,最严重的反民主化政变努力之一发生在1989年12月的菲律宾,并出现了广泛的战斗和人员伤亡。一些政治领袖暗中支持政变,他们又不敢积极地支持;一些关键的社会团体则反对这一政变。国防部长拉莫斯将军和许多高级军官也是如此。在紧要关头,美国决定性地介入了,而且,用美国战斗机从空中遏制亲政变的军队。
  在总体上看,民选政府易于被政变推翻的程度因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不同。在农业社会和贫穷的社会,有政变倾向的军官们常常会在社会精英中找到积极的支持和合作。随着土地所有者和主要资源提取者权力的下降,以及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权力的增长,军事政变的社会基础也会随之削弱。在秘鲁,维拉斯科军政权的农业改革扫除了地主精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此后的民主政权的政变威胁。在西班牙,商界领袖和其他社会精英反对军事政变,支持民主。阿尔方辛认为,在阿根廷,“政变几乎总是具有文武共谋的特征”,阻止政变的关键是打破军方和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不过,真正的关键是改变阿根廷社会中社会团体与正在出现的数量上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的变化中的平衡关系,这些中产阶级不再依靠军方来保护他们反对庇隆派工会组织化的权力。因此,在1985年5月和1987年4月,复活节周危机传出政变威胁时,阿尔方辛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支持者走上布宜诺斯埃利斯的街头来代表他进行示威。聚集起来的民众力量扼阻了军队的火力。在1974年8 月,希腊民主转型的第一阶段,军事领袖最初违抗卡拉曼里斯要求一些坦克部队撤离雅典的命令。卡拉曼里斯回答道,“要么你们把坦克撤出雅典,要么人民将在宪法广场上决定这一问题。”坦克撤走了。如果在希腊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团体仍然是地主,或数量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仍然是农民,那么,结果很可能就不一样。
  推翻新民主政府的企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变的策划者没有能够赢得他们旁边的中产阶级和政治联盟中其他团体的支持,而正是这种联盟使得民主化成为可能。事实上,政变企图是由少数军队中极端保守分子所采取的绝望性的后卫行动。就像1944年12月的亚丁斯攻势(Amenes offensive)一样,这种攻势只不过是在已经输掉战争后想改变事物进程的努力。针对新民主政权的政变企图只不过是民主化正在发生作用的一个标志。这种尝试的失败也是民主化正在成功实现的一个标志。
  尽管在1974年到1990年,没有一个政府被转型政变所推翻,但是政变的努力和军方的反叛的确偶尔也影响到政府的行动。在危地马拉,1988年5月的政变和在阿根廷1987年4月和1988年12月的政变企图是旨在迫使最高军方领导人的人事变革,当然也有其他目标。在后两个国家中,他们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在1987年4 月,阿根廷的复活节叛乱也使得政府实施其“正当服从法”,有效地排除了因违反人权罪起诉现役军官的做法。这些政变企图是持不同意见的军官可以迫使政府撤换其官员或改变其政策的一种方式。政府通常在对待政变策划者上持宽大态度。在西班牙,特赫罗和博什被判处30年监禁,但这是例外。一旦被起诉并被判罪,政变努力的领袖们通常会受到相当轻的处罚,而基层的参与者则通常根本不受惩罚。
  政变的举动是心怀不满的军官们的一种最极端的政治行动形式。这些军官们不时地从事其它更正常的政治活动。例如,在1981年2 月到1982年10月间,西班牙的政变企图中,在中低级军官中流露出不满。大约有100 名低级军官和军士签署了一项公开宣言,抗议军队强制征兵的做法,并认为,军队“应该更好地完成其使命,而不必去职业化、民主化或受到清洗。”据报道,只是在高级军官采取了严厉的行动之后才制止了几百名其他军官签署这一宣言。在危地马拉,1988年5 月政变企图的前几周,一个匿名的军官团体发表了一个来自“山地军官”的公告。
  葡萄牙和菲律宾的武装部队也在威权统治期间被严重政治化了。在这两个国家,中级军官结成联盟来促进改革或民主,葡萄牙的尉官运动和菲律宾的改革武装部队运动(the Reform of the Armed Forces Movement,RAM)。尉官运动是结束卡埃塔诺政权的关键性团体;改革武装力量运动在推翻马科斯政权中也可能是关键团体,要不是阿基诺先行在选举中取胜的话。一旦在这两个国家出现政权变革,许多曾站在反对独裁最前线的军官们同样会反对继任的民主政府。这种军队反对派的连续性最集中地表现在菲律宾的侯纳森上校身上,他是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重要成员,曾领导两起反对阿基诺政府的政变,在葡萄牙则有萨雷瓦上校(Col.Otelo Saraiva de Carvalho),他是尉官运动的思想领袖,并在1980年后联合组成了四二五人民力量阵线(the April 25 Popular Forces, PF-25),这是一个对葡萄牙民主政权发动恐怖主义攻击的地下团体。在1983年,其他军官构成了非暴力的平行组织。四二五联合会以保持尉官运动当初的激进性为革命目标。据报道,这一组织在现役的和退休的军官中有着实质性的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针对新民主政权的政变企图便变得越来越少了。测量民主巩固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见下文)是通过选举实现政府由一党向另一党的转移。在希腊和西班牙,左派政党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党在后来所取得的胜利导致了政变的传闻和后来显而易见的政变企图。由于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意识形态在葡萄牙的军方中十分流行,葡萄牙保守的社会民主党获得权力也导致了类似的揣测。不过,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三个国家都超越了转型期间政变易于成功的阶段。这并不意味着政变在这些国家将永远不可能得手。如果民主体制没有产生最低限度有效的政府,或是如果重要的社会团体脱离了亲民主的联盟,政变企图会再次出现。不过,这些政变就不会是转型期间的政变了。其目标是民主,而不是民主化。
  那些在军政权自愿退出后上台的民主政权通常会面临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他们不仅会面对有离心离德和心怀不满的反对民主化的军官们所可能策划的政变,而且也面对着使得民主化成为可能的军方领袖们持续保留下来的权力和影响。正如上面所说明的,这样的军事领袖事实上已经提出了他们放弃职位的条件。新民主政权下民选领袖面对的问题是把军方的权力和特权削弱到与宪政民主的运转所相容的水平上。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如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在萨尔瓦多,遏制军方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美国政府的力量,而不是文职总统杜瓦尔特和克里斯蒂尼的力量。在其他军方是民主化发起者的国家,新政权要慢慢地减少军方的特权,就像在那些军方成为民主化的受害者的国家那样,新政府也会慢慢地减少军方的政变企图。
  在土耳其、巴西、智利、葡萄牙、尼加拉瓜和其它国家,势力庞大的军方试图保留在后转型阶段的权力和特权,这对宪政民主来说,也许被认为是“反常的”。首先,他们要求在宪法中作特殊的规定:即提供法律、秩序及国家安全来“保护共和国的制度秩序”(智利)或“保护革命的政府”(葡萄牙)是军方的责任。隐含在这种规定中的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袖可以干预政治,或采取行动(包括可以想象得到,废弃民选政府的可能性)来确保这些责任得到履行。
  第二,军政权的行动在某些国家不可逆转。例如在土耳其,军方颁布法令,规定他们在1980年到1983年期间所颁布的631 项法律不能改变或受到批评。取消军管的权力也被授予给武装力量的头头。在智利,军政府通过法律规定军方有权利购买或出卖设备及财产,而不必得到政府的同意。
  第三,有时也会建立由军人把持的政府机构。例如,葡萄牙宪法规定,成立革命会议(Council of the Revolution),其成员来自武装部队,并向政府提供建议,以及裁判是否合乎宪法。在土耳其,曾经是军政权权力中心的国家安全会议(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也得到了改组,现在由退休的军官担任成员,充当总统的顾问会议。
  第四,高级军官们自己也不时地在新的民主政府中担任关键职务。在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国家,军官们会担任由文职总统领导下的内阁职务;在巴西,22到26个内阁成员中,有6名是军官。在议会制或半议会制的政权中,像葡萄牙的伊恩斯和土耳其的埃夫伦这样的军官,他们两人都指挥了向民主的转型,并担任总统,同时也介入与文职总理就各自职务的权限而发生的权力纠纷。在智利,威权政权下的总统皮诺切特将军继续在民主政府中担任总司令。在尼加拉瓜,威权政府的国防部长奥尔特加继续作为民主政府的总司令,这样,桑蒂诺派维持了他们对军官团的支配和控制。
  第五,军方常常企图保障军方在未来的自治地位,特别是在人事和经费上的独立,而免受由选举产生的文人政府的控制。在巴西,军方要确保他们对其军官的提拔加以全面控制。智利军人也颁布法令,武装部队和警察总司令在七年以内不得罢免,规定新选举的政府不能减少军队的规模,以及武装部队可以确定自己的预算。智利的例子给尼加拉瓜的军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讨论建立一个选举后军队与新选举的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关系所遵循的模式时,桑蒂诺派的领袖和军官们公开地谈论像智利这样的国家,并把自己摆在这个国家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的角色上。”不过,桑蒂诺派的做法超过了皮诺切特,并颁布了一项法令(其公布的日期可能是在他们交出权力之前,但可能是在此后起草的),这项法律使得桑蒂诺派的权力得以提高,并得到永久的保障。这项法律还赋予武装部队总司令,而不是总统以任命新的司令员的权力;总司令也被赋予包括其权力在内的任命所有军官的权力,采购武器、设备和其它财产的权力,以及组织和部署军队获得和建造军事设施以及通过经商来满足部队的需要,并编制军事预算的权力。
  像这样的安排是对民选政府正常权威的重大侵犯。从总体上看,这对一些新民主政权倒有可能更容易确立对有叛乱倾向的军队的控制,因为这类军队比持合作态度的强大的军队更为软弱。尽管与在民主化过程中持合作态度的军方相比,也许会企图延续他们的权力,但记录表明,在中等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军方的权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例如,在葡萄牙,军方首先起誓推翻了独裁者,并在此后控制政府达两年之久,而且在葡萄牙的公众中也享有较高的声望。然而,军方权力的制度表现形式——革命会议——在1982年被废除了,同时还通过《国防法》(Law of National Defense)使得军方服从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总统的权力受到了约束。苏亚雷斯,即伊恩斯上校最大的反对者,接替他担任总统。在革命成功的10年之后,葡萄牙的文武关系“接近了一种可取的文官控制的模式”。
  在巴西,军方虽然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但是他们的权力和声望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巴西的第一位后军人时代的民选总统科洛尔以发表若干政治声明为理由逮捕了一位重要将军,同时,惩戒了另一位前军人总统的兄弟,因为他袒护那位将军,并且把内阁中军方代表由6名减少为4名。此外,他还减少了主要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The Servicio Nacional de Informaces,SNI)的规模,这个情报局曾经由一位将军来领导,现在却置于一位文官的执掌之下。文官人员也取代军官担任总统府的职员,并且还把文职人员放在处理负责像核电和亚马逊州(the Amazon)这样的关键位置上,这两个问题以前军方都极其关心。科洛尔总统还戏剧性地减少了军事预算,并拒绝增加军方的生活费,这在军队中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和抗议。心怀不满的军官们威吓政府,不过,不是用政变,而是用诉讼的方法。在秘鲁,军方在历史上也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然而,藤森总统在1990年7 月掌权之后,果断地解除了海军和空军的头目。在智利,不可轻视的皮诺切特将军在交出总统职位后不到一年时间内面临了他家人对他贪污的指控,并据报道,智利一位首席政治家观察道,考虑作为一名军队司令员退休,“皮诺切特将军是一只猫,不是一只虎。”
  在土耳其,军方一直被看作是受尊敬的国家机构,并被看作是凯末尔世俗共和国价值精神的化身。然而,在1987年,即军方放弃其政治权力4年之后,一次公民公决把这些权力又交给了文职的政治领袖,包括两位以前的总理,而军方曾禁止他们两人介入政治。在文官政府下的总参谋长也在1987年7 月终止了《戒严法》。与此同时,厄扎尔(Turgut Ozal)总理革去了即将上任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并用更受他所青睐的另一位军官取代。一位土耳其的观察家评论道:“三年前当文职人员刚刚重新得势的时候,向军方发难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人们已表现出更多的勇气和更多的自信。”1989年,土耳其重演了一次发生在葡萄牙的权力转移:文人总理厄扎尔取代了埃夫伦将军作为共和国的总统。土耳其在历史上军方头目和文职领袖之间一直就政策问题存在冲突,而且总是后者让步。不过,在1990年的一次史无前例的行动中总参谋长在抗议厄扎尔总统有关波斯湾危机和伊斯兰原激教主义的政策之后辞职了。在他们放弃权力6年之后,“士兵的传统特权显然被更多的批评和行动所侵蚀。”
  在那些军方相对弱小或知识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民主的运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政变企图的次数。在那些强大而又持合作态度的军方的国家,民主的运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军方从威权统治那里继承的权力和特权。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会发展出一种“正常的”文武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新民主政府对军队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在好几个国家,第一届或第二届民主政府首先主动制订了一项全面的纲领来确立对武装部队的文官控制,以及使军队职业化,把他们从内部安全的使命重新调整为外部安全的使命、消除人员过多和非军事性的责任、确保他们的职业制所应得到的地位和尊敬。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冈萨雷斯和他的国防部长塞拉、阿尔方辛、加西亚和阿基诺都推动了一项军队现代化和职业化的全面纲领。这些纲领通常是胡萝卜与大棒的结合,至少对军方在以下五个方面产生了影响。
  第一,职业制。像许多其他建制一样,军队也会形成独特的价值、信念和态度。在职业化的军队中,这些价值通常接近一种保守的军事观。这种观点承认军方的职能有限,而且认同文官控制。不过,在许多威权国家,军方的观点常常被高度政治化了。在佛朗哥的领导下,西班牙的军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右倾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多数军队的那种“常态保守主义”,而是强调父权,强调集中,强调反自由主义、反共产主义,强调罗马天主教和传统的社会价值。西班牙的军官们对民主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支持:在1979年的选举中,有15%以上的军人把票投给了右翼的政党,而右翼的政党在整个大选中的得票率不足7%。在1981年,据估计,有10%的西班牙军官是坚定的民主派。在葡萄牙,军官队伍中占支配地位的团体坚持左翼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菲律宾的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军官们要求对他们的社会、政府和军队进行剧烈的改革,并在是否通过由民主的手段来完成的问题上持含混的态度。在阿根廷和拉美的其他国家,军队中弥漫着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情绪,这通常也意味着反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在南非,40年以来,军队一直是种族隔离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忠诚捍卫者。土耳其的军方是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世俗的、民族的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尼加拉瓜的军队显然也完全效忠于桑蒂诺派的革命信条。东欧的军队则充斥着那些至少自称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军官。
  用非政治的职业伦理来取代这种高度政治化的世界观是新民主政府的当务之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的努力、足够的时间,并承担一定的风险。新政府试图通过倡导、灌输、训练、改革军校的课程设置和修改晋升制度来促进职业价值观及强调军方脱离政治的重要性。在希腊,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两人都表明了严格的职业制的必要性,卡拉曼里斯任下的国防部长亚维罗夫(Evangelos Averoff)曾经评论道:“我对他们(指军队)用民主的优点进行了广泛的洗脑。我想,没有一个军官在我面前,我没亲自对他说过三遍。”军队非政治化的重要性是帕潘德里欧的一个固定话题。他说道,“政府决定不允许任何通过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活动来瓦解武装部队的做法,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警告,没有任何例外。”智利的埃尔文总统在就职后的第一个月非常直率地告诉皮诺切特将军,要他“使军队不要介入政治”。桑蒂诺派和即将就职的全国反对派联盟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这项协议规定,“武装部队必须具有职业特征,而不属于任何政党。”胡安·卡洛斯、阿尔方辛和阿基诺都反复强调军队完全脱离政治的必要性。
  为了强调这一点,新政权的领导者们试图改变军事训练和教育制度。帕潘德里欧采取行动修改了军事院校的课程设置,以强调职业制和告诫极权主义的危险性。阿尔方辛推动了阿根廷军校中教学思想的改革,并在军事院校中引入了由文官来教授民主政治下武装部队之角色的做法。阿基诺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全国训练中心来强化菲律宾军队的职业制和战斗技能。冈萨雷斯振兴了西班牙的军官教育,以努力把它们提升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中的盟国的那一职业水平层次上。在西班牙、希腊和其它地方,民主领袖们鼓励旧军官退休,并加速提拔年轻的、更有职业化倾向的军官,同时强调功绩,而不是强调资历来作为提拔的标准。
  第二,使命。要使军队非政治化就有必要使他们回归到履行纯军事使命上。在许多国家,武装部队有一系列五花八门的与军事安全无关的职能。新民主政府几乎毫无例外地试图消除他们的军队中与军事无关的职能和内部安全的职能,而把军队的注意力转向捍卫该国的外部安全使命上。在阿根廷,阿尔方辛总统采取行动把阿根廷兵工厂(Fabricaciones Militares)交给文职人员而不是武装部队控制,这是一家巨大的工业联合体,也是该国最大的雇主,它经营国内的航线,制造许多民用产品和军事设备。他的继任者卡洛斯·梅内姆在1990年制订了一项计划,来出售八家公司,包括一家钢铁厂、一家造船厂和几家石油化学公司的军方股份。在希腊,政府采取行动结束了军队对电台和银行的控制。另一方面,巴西的类似行动在实现民主化之后却受到军方残留影响的阻碍。
  如果可能存在外部的安全威胁因素,那么,对军队的使命进行重新调整就容易进行得多。土耳其军方在1960年、1971年和1980年三次干预之后让出权力的速度之快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与它关注于假想的苏联威胁有关。希腊军方在1974年放弃权力之后仍然不仅完全集中精力履行它在北约承担的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应付它的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威胁。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俩人都采取了高度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主要是用来取悦于希腊军方。他们强调希腊在北约中的独立角色,并试图减少军方对美国的认同和依赖。帕潘德里欧十分强调土耳其的威胁,以及由此产生的希腊军方要培养其职业技能的必要性。他的政策主要是用来“制造一种能够使得军方专注于应付与东方永久的‘敌人’发生战争可能性相关的事务”。
  北约对西班牙军队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土耳其对希腊军队所起的作用。它是外部安全使命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是要求西班牙军队进行新的活动和激发军队的士气和荣誉感的源泉。正像马德里的一位防务分析家所形容的:北约“被当作是武装部队的工作疗法。在佛朗哥的领导下的数十年来,他们一直被拒绝与周围的文明国家交往。现在,突然他们被允许与北约国家的高级军官们坐在一起,他们被邀请参加战争演习,他们获得了新的武器来玩一玩。他们也受到了尊敬。”菲律宾、秘鲁和萨尔瓦多的军队都显然有重大的国内叛乱需要去应付,尽管经验表明,反叛乱战争的挫折及其政治性会在军官队伍中产生意识形态和扮演政治角色的动因。
  在不断地把军队的活动方向调整到针对安全威胁上来的同时,新民主政府还试图重新部署军队,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驻防在保卫国家,而不是推翻其政府的地方。阿尔方辛解散了驻扎在布宜诺斯埃利斯的阿根廷第一军,并把其所属单位转移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基地。冈萨雷斯的国防部长塞拉采取行动把西班牙军区的数量由九个减少到六个,并建立了若干个机械化旅。这样把军队调离了主要城市。军官队伍中的强烈抵抗迫使推迟这些计划的实施。到1987年底,阿基诺政府把许多师和旅的总部调离了城市,部署在乡村,以更有效地对付游击队叛乱。不过,在葡萄牙革命成功十年之后,军队仍然缺少任何重大的安全使命,而仍然部署在“里斯本和其他城市附近的基地中”。
  我们已经注意到,民主政府未必比威权政府更爱好和平。不过,民主国家几乎从未同其他民主国家作战。而新的民主政府常常试图解决长期的国际争端。在阿尔方辛和梅内姆政府执政期间,阿根廷同英国和智利的关系都有了改善。随着民主在西班牙的降生,直布罗陀已变成英西关系中一个不太棘手的问题。但若是民主政府解决了国际争端,他们也许就会失去外部的使命,而这种外部使命会减少军队干预国内政治的可能性。从文官控制的立场上看,这些国家同传统的敌人都能和睦相处。
  第三,领导与组织。最初的和继任的民主政府通常会撤换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这对那些势单力薄而又政治化的军队最为重要,因为新的民主领导人必须能够依靠最高军队领导人的忠诚。当那些最高军队领袖已经自愿放弃职位,这时撤换军队领导人就不太重要,因为在他们后上台的民主政权的成功与他们利害攸关。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民主领导人通常都会采取果断行动以撤掉现有的军队领导人,用那些可以指望得到其忠诚的人来替换。这种情形发生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菲律宾、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波兰。不过,在阿根廷,阿尔方辛也由于受到军队的压力,包括政变的企图用军方更能接受的人来替换一些他任命的人。
  民主领袖常常也会通过改变其防务部门的结构来加强其控制。在西班牙,第一届民主政府在1977年2 月建立了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来达成这一目标。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目标,其继任者建立了国防部长的职位和国防参谋总长的职位来体现总理“管理、指导和协调”军队事务的权利。在秘鲁,加西亚政府建立了国防部长职位,在巴西,科洛尔政府也许诺要这样做。在葡萄牙,由军方担任成员的违反常规的革命会议被废除。在尼加拉瓜,即将下台的桑蒂诺派和即将上台的查莫罗政府已达成一致意见,即认为军队应该“接受共和国总统的命令,就像宪法和法律中所规定的那样”,查莫罗总统亲自担任了国防部长的职位。在希腊,帕潘德里欧也同样既担任总理又担任国防部长。不过,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坚持作为军队的总司令,他只向总统,而不向文职的国防部长报告工作。
  在建立国防部长职位的过程中,新民主政府设了一个职务,而这种职务通常更适合任命文官担任,他们若是按兵种建部,至少在拉丁美洲这种职务通常由军官来担任。通过建立国防参谋总长的职位,新政府会建立一个职位,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比建立军种首长职位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他们可以任命一个显然支持民主的军官担任这一职务。在希腊和西班牙,民主政府任命了海军上将来担任这些职务,以钳制军队中的主要影响。而且,海军这一军种通常不太具有政变倾向。
  第四,规模与设备。威权国家的武装部队总是有人数多而装备差的倾向。除希腊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外,新民主政权通常会采取行动减少军队的经费和人力。在西班牙、阿根廷、尼加拉瓜、秘鲁、乌拉圭、葡萄牙,军队建制的总体规模也都得到了重大的削减。在西班牙、阿根廷和希腊,大量的高级军官被迫退休,而且人员过多的军官团的人数也大大减少。军事预算在许多国家遭到了削减;例如,阿根廷的军事预算从占国民生产总额的6%下降到国民生产总额的2%。不过,在希腊,前两届民主政府都维持了军费预算和人员的水平,原因是在塞浦路斯都存在着持续的对抗。在智利,民主化的条件不允许削减武装部队。不过,在尼加拉瓜,查莫罗政府的领袖们,包括桑蒂诺派担任的总司令奥尔特加将军都执意把军队的人数从70000人削减35000至40000人。
  在秘鲁,加西亚政府削减了几项重大的武器采购计划,包括已订购的26架幻影-2000型喷气战斗机。不过,对许多新民主政府来说,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具有高度的优先,而且,他们会履行甚至扩大采购新设备的计划。这主要用来既加强军队的对外取向,又促进军队对新政权的满意感和支持。例如,在西班牙,佛朗哥统治下军队的设备既落后又陈旧,而民主政府发起了许多重大的投资和现代化计划。在希腊,帕潘德里欧“试图使军备来源多样化,并提高武装部队的武器装备、组织和通讯系统的质量”。在阿根廷,阿尔方辛继续执行了由军人集团所订购的新设备的重大购买计划。
  第五,地位。在所有的国家,军官们都十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地位、工资、住房、医疗和其他待遇,也关心他们在其国家公众眼中的地位和声誉。新民主政府通常对这些关心较为敏感。不过,在对待物质待遇方面,他们不会奉行一种一成不变的政策。加西亚政府减少了军官的工资,军队中对低工资和其它方面的抱怨导致在1989年初出现政变的传闻。在阿根廷,军人的真实工资在民主政府执政的前四年间下降了40%而大概导致了阿根廷军官的不满和政变倾向。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和菲律宾的阿基诺都增加了军人的工资。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也增加了希腊军人的薪水、住房、医疗和退休待遇。
  民主领导人也作出努力来提高军队的声望和士气,并向军官们保证政府和国家对他们的服务感到满意。在希腊,卡拉曼里斯和他的国防部长频频“赞扬武装部队的爱国主义和对法律及宪政进程的忠诚”,帕潘德里欧不仅任命他自己为国防部长,还“几乎每天都亲临武装部队总部,在那里,他也是一名军官”。他还要求作为总统的卡拉曼里斯“在军队中扮演更看得见的角色”。阿尔方辛政府的领导人在他们就职后的第一个月里就认为有必要纠正军队中的这样一个看法,即新民主政府和文官阶层用轻视或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胡安·卡洛斯、阿基诺、阿尔方辛、科洛尔和新民主政权的其他领导人都利用各种机会来做出姿态同军队站在一起,并强调他们职务的军方性质、访问军事设施、参加军事活动。以胡安·卡洛斯为例,他穿着军装。在他就职的前9个月里,参加了大约50次军方的仪式。
  总之,在1975年到1990年间,第三波民主化的政府在挫败政变方面都较为成功,并减少了政变的企图,渐渐地削弱了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和非军事的角色,形成了军人职业制,并建立了类似于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所存在的那种文武关系模式。
民主派准则之五: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
  1.迅速清洗所有潜在不忠诚的军官,迫使他们退休,其中包括威权政权和军人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尽管他们也许帮助过你建立民主政权。后者更可能失去对民主的兴趣,而不会失去干预政治的兴趣。
  2.毫不留情地惩罚企图推翻新政府的政变领导人,以儆效尤。
  3.澄清并巩固对武装部队的命令关系。消除任何含糊不清或反常之处,明确表示政府的文职领导人是军队的司令员。
  4.大量削减你的军队的规模。一支管理政府(干政)的军队一定是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而且极可能拥有过多的军官。
  5.你的军官们认为,他们待遇很差,住房很差,给养很差,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用削减军队规模所省下来的钱来增加工资、补助和其他待遇,并改善生活条件。这样做不无报偿。
  6.重新调整你的军队的军事使命。你完全有理由希望能够解决同其他国家的冲突。不过,若是缺少外部威胁,会使你的军队缺少正当的军事使命,而提高他们去考虑政治问题的倾向。平衡好消除外部威胁的受益与国内不稳定的潜在代价。
  7.根据为军队所重新规定的军事目的,大量地减少驻扎在离首都及其附近的军队的数量,把他们调到边界或其他遥远的人口稀少的地区。
  8.给他们一些玩具。即向他们提供一些新式的、高档的坦克、飞机、装甲车和大炮及先进的电子装配(船舰不太重要,海军不会政变)。新的设备使得他们感到高兴,并使他们忙于学会如何操作这些设备。通过正确地打你手中的牌,并给华盛顿留下一个好印象,你就能够把成本转嫁给美国的纳税人。这样,你可以得到额外的报偿,即你能够警告你的军队,如果他们行为得体才能继续得到这些玩具,因为很难对付的美国国会议员不喜欢军队干预政治。
  9.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因为士兵也希望爱与被爱,不妨利用每一个机会去表示你与武装部队关系融洽。参加军方的仪式;授勋称赞士兵;颁扬他们体现国家的最高价值;如果合乎宪法的话,不妨穿着军装出场。
  10.培养并维持一种政治组织,这种政治组织在出现军事政变企图时会代表你走上首都街头。
  如果你遵循这十条规则,你也许不能阻止政变企图,但你有可能会挫败政变。至少直到1990年底,苏亚雷斯和冈萨雷斯、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加西亚和藤森、阿尔方辛和梅内姆、科洛尔、厄扎尔、阿基诺都大体上遵循了这些规则,而且至今仍在当政。在他们的社会中,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

2013年5月30日星期四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第四章 民主化的特征第四节 低度的暴力


第四节 低度的暴力
  重大的政治变迁总是会涉及到暴力。第三波也绝不例外。在1974 年至1990年间的几乎每一次民主化运动都牵涉到一些暴力,然而,总体的暴力水平并不很高。由于多数第三波民主化是通过妥协和选举来进行的,所以,第三波民主化运动对其他政权变迁来说相对和平。
  政治暴力涉及到人们为了影响政府的行为或构成对他人肉体或财产进行的伤害。一个不尽完善的、但广泛用来测量政治暴力的尺度是政治原因发生在特定一个时期或与某个特定事件有关的死亡人数。哪怕是十分粗略地估计出第三波中政治死亡人数是极其困难的。从概念上讲,作为民主化之组成的暴力应该与可能发生在与民主化过程中的暴力区分开来,例如,政府对一些特定的反对者的例行谋杀,这是许多威权政权的一个内在特征,同时也应该与种族冲突区分开来,它是自由化或民主化的一个产物。
  在少数国家中,民主化的努力伴随着重大的暴力。最广泛的暴力发生在那些政府与反对派游击队运动在一段时期内持续进行的武装冲突的地方。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菲律宾和秘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针对威权政府发动叛乱战争;这些政府被民主选举的政府所取代;不过,叛乱活动却继续不断。至少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来自于反对威权政府叛乱活动所造成的政治死亡人数十分庞大。据估计,在1978年到1985年选举赛雷佐(Vinicio Cerezo)担任总统这些年期间,在危地马拉被杀害的人数大约在4万人到10万人之间。从1978年的改革政变到1984年杜瓦尔特就任总统这些年期间,在萨尔瓦多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杀害的人数,据估计在3万人到4.5 万人之间。这些死难者是由维护威权政权的安全部队在镇压反叛运动中粗暴地滥施暴力造成的,而这些反叛运动则企图推翻上述那些威权政府并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这些死难者不是政府或反对派进行民主化努力所造成的,而是由两个非民主集团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在尼加拉瓜,据估计,大约有2.3万人在1981年到1990年的内战中被杀害。反叛者的胜利是否会在尼加拉瓜产生一个民主政府还得拭目以待。不过,反对派的叛乱却是使得桑蒂诺派政权主动进行选举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在民主政权执政之后,与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叛乱分子不同,反对派们结束了他们的叛乱,并解散了武装。在尼加拉瓜内战中的伤亡者,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菲律宾和秘鲁的伤亡者也不同,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民主化代价的一部分。
  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尼加拉瓜为民主化进行斗争而遭杀害的人数最多。在1974年到1990年期间,南非可能屈居第二。在南非,有575 人在1976年的索维托大屠杀中被害;在1977年至1984年间,大约有207 人被政府军队、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集团所杀害;据估计,在1984年到1988年的黑人城镇起义当中,大约有3,500人被杀害,在1985年到1990年黑人集团之间的争斗中,大约有3,500人到5,000人被杀害,在1976年到1990年之间,累计约有9,500至10,000名南非人死于政治暴力之中。
  某些个别事件或行动在一些国家也造成很多人死亡。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导致120至150人被杀,入侵巴拿马导致约550人、甚至可能多达800人被杀。韩国军队在1980年5月的光州(Kwangiu)事件中至少杀害了200人,也可能多达1000人。大约有1000人,甚至多达3000人被缅甸军队在镇压1980年8月和9月的民主运动期间杀害。在1989年12 月,至少有746人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政治暴力中丧生。还有好几百人在提米索拉(Timisoara)和其他地方遇害。在1979年与1980年玻利维亚的政变中大约有200多人被杀。
  不过,在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总体暴力水平是相当低的。在南欧的第一批向民主化转型的国家中尤其如此。例如,在开第三波之先河的葡萄牙政变中只有5人丧生,约15人受伤。在次年的政治暴力中也只有十多个人死亡。在1975年夏天,葡萄牙北部的农民反共产党暴乱中还有几个人遭到杀害。在1975年3月11日,流产的右翼政变中有1名士兵丧生,在1975年11月25日的政变和反政变过程中又死了3个人。不过,在葡萄牙持续约一年半的革命性动乱中总的政治死亡人数大约不超过100人。西班牙的转型也是相对非暴力的。从1975 年到1978年的4年间,据报道,只有205人因为政治原因而丧生:其中有13人被极端的右翼群体所杀害,23人被左翼极端集团所杀害,62人被警察和民兵所杀死,107人被巴斯克(Basque)民族与自由组织(Euskadita Ascatasun,ETA)的左翼分离主义者所杀害。除在理工学院事件被军队所杀死的34人外,希腊的民主转型基本上没有出现暴力。
  在南美国家,由军政权向民主的转型过程中,除智利作为一个部分例外,基本上是和平的。在波兰、东德和匈牙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转型期间基本上没有流血。正如阿什所描述的:这些转型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们几乎完全没有出现暴力……没有巴士底狱被攻占,没有架起断头台,电灯杆也只是被用来进行街头照明。”在中国台湾,向民主化的转型过程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是所谓的“高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没有人被杀,约有183 名非武装的警察受伤。在菲律宾,一个通常被认为是具有暴力倾向的文化的国家,不论是马科斯政权还是马克思主义叛乱分子都杀了人,但是,人数很有限,而且,主要的反对组织完全没有使用暴力。在韩国,经过光州事件之后,暴力受到了约束,只出现过极少几起政治死亡事件。在印度和土耳其回归民主的过程中,在经历短暂的威权统治而回归到民主过程中暴力程度也很低,就像尼日利亚的民主转型一样。
  第三波中显然出现了暴力,但是在整体上这种暴力十分有限。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努力过程中,除1974年到1990年的尼加拉瓜外,总体的政治死亡人数大约在2万人左右,而且,主要集中在南非和亚洲大陆。通常,对那些被杀的人来说,这当然是十分富有悲剧性的。不过,与那些在无数起社团的冲突、内战或国际战争中被杀的成千上万人相比,考虑到在政治变迁方面所取得的积极结果,在第三波中以人的生命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低的。民主化说明了政治死亡在1974年到1990年的事件间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从里斯本的“石竹花革命”到布拉格的‘天鹅绒革命”(elvet revolution),第三波基本上是和平的一波。
  什么可以解释在这些政权中的低度暴力呢?
  第一,一些国家在民主化开始之前,或在民主化进程的初期有出现重大社会暴力的体验,这种体验鼓励政府和反对派双方都公开放弃暴力。在西班牙和希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都经历了流血的和分裂性的内战。在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军政府都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向恐怖组织发动过残酷无情的“肮脏的战争”。这些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大大地减低甚至消除了马里盖拉(Marighella)式的极端主义激进反对派,而后者完全诉诸暴力。第二个后果是在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一种“绝不重演”(nunca mas)的反响。例如在1982年12 月,阿根廷的民主化转型因为一次授权举行的抗议活动中的一些参与者冲击警察在总统府前面设置的障碍而功败垂成;警察们用催泪弹来作出反应,有一人被政府保安人员开枪打死。比格农总统和反对党的领袖们迅速地作出反应,制止进一步的暴力,教会也宣布这一天为“全国和解日”。在此之后,阿根廷的转型“与许多其他国家就变得相对平和”。有点类似的是,在韩国1984年和1986-1987年的抗议活动中,警察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火器,以不至于再次上演光州屠杀事件。在中国台湾,反对派和执政者的战术都因高雄事件记忆犹新而受到影响。例如,在1986年12月,中国台湾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们谴责一群人在机场用石块攻击警察的汽车,并宣布“安全第一,自由第二”,同时,废除了20场集会游行的计划。在1989年10月东德的莱比锡,共产党当局和反对派领袖们都认为有必要避免“另一个北京”。
  其次,不同的暴力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同的转型过程有关。在1974到1990年间的民主化转型中约有一半是政府中的民主改革派强大到足以发起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政权变迁的过程。这样,政府就没有什么必要来诉诸暴力。而反对派也几乎没有机会来使用暴力。一个最显著的例外就是智利。在智利,政府稳固地坚持既定的进程来进行政权变革,而反对派用大规模的抗议来试图加速这一变革,并迫使政府进行谈判。在置换型民主转型过程中,在政府中占上风的民主改革派和在反对派中占上风的温和民主派都有降低暴力的倾向,并在努力就民主转型达成一致意见中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在置换型转型中,暴力的记录则因国家而异,而且,在两个小国两次军事干预导致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不过,一旦变革占了上风,第三波中的暴力水平就会被降低到最低限度。置换型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减少暴力。
  第三,保守派政府命令使用暴力来镇压反对派的意愿的差异程度也很大,就像保安部队愿意执行这种命令的差异程度也很大一样,在缅甸、南非、智利,钻石心肠的领袖们主张使用暴力,而警察和军队残忍地运用暴力来镇压和平的和不太和平的反对派示威。不过,在另一些场合,政府的领袖们没有断然地行动,而且似乎不愿意对他们自己的公民使用暴力。比如像伊朗的国王、马科斯在1986年2 月的选举之后反对派的抗议风起云涌时向其军队发布命令时也犹豫不决。在波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多年来一直毫不迟疑地使用暴力来镇压反对派,但是在1988年和1989年政权转型的紧要关头,他们没有这样作。在1989年10月9 日的莱比锡,当时的局势显然是一触即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正在酝酿之中,“防暴警察、国家安全部队和准军事工厂的‘战斗队们’整装待命地以用棍棒清除东德的莱比锡中心广场,但根据后来的报道,当时的局势就像一座活火药库。”不过向7000名示威者使用武力的命令始终没有发出。这显然是当地的党政领导采取行动的后果。他们虽然拥戴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但为时已晚。在东欧,除罗马尼亚外,从总体上讲,正如阿什所注意到的,完全出乎意料地没有出现“重大的反革命暴力”。不论是在菲律宾,还是在东欧,政府领导人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危机关头不愿意使用暴力的背后主要原因可能是一些大国的政府表示反对使用暴力。相比之下,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超级大国对缅甸、罗马尼亚和南非却几乎不能发生什么影响,在智利的影响也很弱。
  当这些命令得到服从时,暴力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王者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 regum)不是大炮,而是那些代表政权使用枪炮者的意愿。这种意愿差异很大。军队通常并不喜欢对他们的公民来试试他们的武器,而这些公民恰恰是他们有责任要保护的。警察和内务部门的安全部队通常比正规部队更愿意使用暴力来平息骚乱和抗议。因此,威权统治者常常建立一些特别的安全部队,如罗马尼亚的安全部队,巴拿马的“尊严营”(dignity battalions),以及许多国家的内务部的部队,完全是招募并训练用来支撑政权的。
  若是士兵和警察可能与他们奉命射杀的民众打成一片,他们就不大可能服从使用暴力的命令。因此,威权政权试图确保在政权的暴力使用者和使用暴力的对象上之间存在着社会的、种族的或民族上的差异。南非政府定期地指派黑人警察到那些远离他们自己部落的地区去执行任务。苏联政府试图在其本国的民族的问题上奉行类似的政策。一个社会的同质性(homogeneous)的程度越大,该政权就越难以使用暴力来镇压反对派。这个原则也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军队在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时所造成的伤亡相对较高。
  根据同样的道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涉及的面越广,越能代表大多数公民的想法,保安军队和警察就越不愿意对他们使用暴力。在1984年9月,马尼拉的警察用“枪、棍棒和催泪瓦斯”来驱散一次3千人的反政府示威。其中主要由学生和左翼人士组成。有34人受伤住院(其中12人被开枪打伤)。在下一个月中警察没有干预一场3万人的示威。这次示威是由商业团体和辛主教组织的。在1986年2 月克雷姆军营 (Camp Craeme)外的对峙中菲律宾的军队显然不愿意朝人数庞大的宗教工作者、专业人士、家庭主妇们开火。同样,韩国的安全部队很愿意对激进的学生示威者使用暴力,而不愿对中产阶级的文职工作人员、技师和商人使用暴力。在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向公民论坛(the Civic Forum)的领袖们保证到:捷克军队不会向捷克公民开枪。在罗马尼亚,武装部队拒绝向提米索拉的示威者开火;而且军队后来还把枪口转向了政权,并在镇压保安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保安军则一直效忠齐奥塞斯库。
  因此,对反对派使用暴力只有符合两个条件才可能更为有效,(1)社会在构成上是异质型的(heterogeneous);(2)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在一些社会中,经济发展造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对民主化十分同情。在这样社会中的威权政权就更不愿意命令使用武力来镇压不同意见,而且,这些政权的安全部队也更不可能执行这样的命令。
  第四,反对派团体在他们使用、容忍或拒绝暴力的问题上也各自不同。这个问题与是否应该抵制政府发起的选举的辩论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十分相似,但更为重要,而且更富有戏剧性。在许多情况下,该政权的警察和保安部队监禁了成百上千的人士,折磨他们或者把他们暗杀掉。官方的暴力活动通常被那些半官方的、准军事的“敢死队”的活动所取代。在这种情形下,反对派就会强烈地倾向于通过炸毁政府的设施、朝政府的运输工具扔燃烧弹、向士兵和警察开枪,绑架并处决一些臭名昭著的酷吏来推进反对派的事业。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反对派应该向使用暴力的威权政府诉诸这种战略呢?反对派团体的答案也各不相同,有的主张非暴力抗争,有的主张偶尔使用暴力,有的则回答说,必须永远使用暴力。这些答案与这些团体对民主的全面效忠程度高度相关。温和的民主派拒绝使用暴力;而激进的团体则拥护暴力。
  在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主流反对派通过非暴力的手段来追求民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天主教会是在许多国家中推动民主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教皇、当地的主教和许多教会人士也大力倡导非暴力。城市的中产阶级、商人们、专业人士、文职人员,他们常常在民主的反对派中占多数,通常也拒绝使用暴力,并试图把暴力减少到最低限度。政党领袖们在他们擅长使用的方法方面,如,谈判、妥协和选举以及在避免恐怖主义或叛乱的战术方面利害攸关,而其他人可能在恐怖主义和叛乱行径方面极为出色。因此,温和反对运动的社会来源就决定了他们不仅支持民主,而且他们也支持实现民主的非暴力手段。
  反对派笃信非暴力的程度因各国而异。贝尼基·阿基诺在他起草的一份打算在马尼拉机场发表的演说中写到:“在一场革命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者,只有牺牲者。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建设一个世界而毁掉一个世界。”在他被暗杀后的岁月里,科拉松·阿基诺坚定地坚持对非暴力的这一承诺,这种信念最终发展到商人、学生、修女通过大规模的示威来展示人民的力量,并在1986年2 月推翻了马科斯的政权。在东欧,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战略,并支持非暴力。正如一位团结工会领袖在该组织处于地下期间所形容的:尽管当时使用暴力的诱惑极其强烈,团结工会“仍然反对任何暴力行径、街头斗争、偷袭队、恐怖行径或武装组织:我们不为暴力行径承担任何责任。”瓦文萨说到,“我们了解许许多多的革命,有些是伟大的革命和伟大的人民。他们在接管政权之后造就了比他们所毁掉的政权更为糟糕的体制。”亚当·米奇尼克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那些以冲击巴士底狱开始的人最终将建起他们自己的巴士底狱。团结工会为非暴力的反对运动提供了一个典范,这一典范导致了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转型。
  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乎在半个世纪里一直奉行非暴力的政策,直到1960年发生的沙佩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在此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改变了其政策,主张使用暴力,并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其他的黑人组织领袖,诸如图图(Desmond Tutu)主教、布特雷奇酋长继续坚持非暴力。布特雷奇警告到:“流血的革命可以对抗恐怖的压迫,但并不自动地带来重大的改进。”在韩国,主要反对派拒绝使用暴力,尽管他们的游行在八十年代中期常常伴随着由激进的学生所采取的暴力行径。
  当然,在许多国家,一些反对派坚决地奉行对他们所面对的不民主的政权使用暴力的政策。其中包括萨尔瓦多、菲律宾、秘鲁、危地马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义反对派,他们与威权政权作战,也与其民主的继任者作战。在智利,共产党和结盟的左翼革命组织进行了反对皮诺切特政权的持续暴力活动,从1960年到199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对南非政权使用暴力。
  反对派团体对三种目标使用暴力:(1)政府官员(包括政治领袖、警察、长官和士兵)和设施(包括警察局、供电站、车站码头、交通设施);(2)“同谋者”,即那些表面上支持反对派,或属于某个社会或支持反对派的社会或激进团体,但被指控充当告密者、奸细或担任非民主政权的官员;(3)任意性的民用设施,包括商店、购物中心和剧院,攻击这些目标常常是为了显示反对派的力量以及表明政府没有能力提供安全保障。在反对派内部就攻击这些目标的有效性以及针对市民的任意的恐怖主义攻击的道德性和有效性发生了持续的争论。此外,诉诸于暴力的反对派还常常就城市或农村游击战的优劣以及重大攻击或群众起义的可行性和时机进行辩论。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们经常反复重申暴力作为他们反对种族隔离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如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姆贝基(Thabo Mbeki)在1987年所说的,“暴力是实现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初非洲人国民大会集中攻击政府设施:如警察局、供电站、电厂及其他设施。在1976年10月到1984年12月间,据报道,非洲人国民大会对这些目标发动了262次武装攻击。在始于1984年9月随后的3年中,黑人城镇持续地骚乱,而且,据报道,攻击的次数翻了两番,与政权合作的黑人也日益成为攻击的对象。在警察于1984年向沙佩维尔的示威者开枪之后,暴民们杀害了6位黑人市议员,包括沙佩维尔的副市长。在随后的年月中黑人杀害了数以百计其他被怀疑为合作者的黑人。在1984年9月后的9个月间,黑人激进分产攻击了 120 位黑人市议员,杀死了5人,并纵火烧毁了75人的住宅。在1985年7月,据报导,28个市议会中,只有2个还在运转。最后,在1985年末及1986年,第三种类型的攻击也有了显著的增加。在1986年的头6个月里,针对平民的“软”目标的攻击显著多于前3年的总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表的声明表明,在他们之间就如何明智地使用这些炸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智利,激进的反对派把攻击的重点集中在政府设施和官员身上。例如,在1984年的前3个月,据报道,在铁路线、公用设施和电台,发生了80起炸弹爆炸事件,在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发生了3次供电中断。在1984年10月29日,在5个城市的10万枚炸弹毁坏了政府办公室、银行和电话交换中心。在总体上,在1984年间,约发生了400 起恐怖主义攻击,在1985年到1986年的12个月中,约发生了一千起恐怖主义活动。智利的反对派暴力活动终于在1986年6 月因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the Manuel Rodriguez Patriotic Front,MRPF)企图暗杀皮诺切特而达到顶峰,在这次暗杀中,这位将军死里逃生,他的保嫖有5位被打死。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反对派的一个重要策略是进行反对政权的群众性集会游行和示威。这种示威动员并集中了不满,使得反对派能够检验对其支持的程度和其组织的有效性,并产生国际性的影响,也造成了政权内部就如何作出适当的反应而发生分裂,如果政权以暴力的形式来作出反应就会造成烈士和为愤怒提供新的原因。反对派的群众游行通常在以下四种情形下出现:
  一、在某些情况下,反对派定期地组织示威。例如,在1983至1984年的智利,反对派每月举行一次抗议性示威,在这种示威中,警察和示威者都显著地使用暴力。在1989年的莱比锡,每星期一晚上举行反政权的和平示威。
  二、反对派常常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周年纪念日组织游行示威。如南非的沙佩维尔和索维托大屠杀、韩国的光州大屠杀以及智利的反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ende)的政变和在菲律宾对贝尼基·阿基诺的暗杀。
  三、示威的组织常常是作为诱使或迫使政府默认反对派要求的运动的一部分。例如,在巴西和韩国曾发动一系列的大规模示威来支持反对派要求直接民选总统。
  四、反对派组织示威以对政府的暴行作出反应,例如,屠杀和平的示威者或政治犯或警察的其他不名誉的残暴行径。在某些情况下,主要是在南非,一桩暴行常常会导致一次示威,而且常常是以残暴受害者的葬礼的形式来进行,这种示威会挑起新的残暴行径,又使得有必要举行新的葬礼示威。这种连锁事件使得南非政府在1985年8 月禁止葬礼游行。
  不论是由什么引起的,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几乎毫无例外地为暴力提供了一种环境。即使是示威的主要组织者持温和的态度并坚决地主张非暴力,至少示威者中有些参加者会倾向于使用暴力。激进分子利用示威所提供的掩护和保护性的支持向警察或政府的交通工具投掷石块或汽油弹,而且,有暴力倾向的团体常常会从游行队伍中分离出来,并对政府的目标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即使是一次和平的示威,可能,而且常常为警察诉诸武力提供口实。总之,群众的抗议不时地(1)无意中产生了暴力,(2)为激进分子使用暴力提供了机会,(3)为政权中的保守派使用暴力提供了机会,(4)为保守派的特务攻击警察提供了机会,这样就为大规模的政府针对反对派的大规模政府暴力提供了正当理由。
  使用暴力是激进与温和反对派之间的主要争论问题。那些主张暴力的人常常更年轻,而且更可能是学生,而不是那些支持非暴力策略的人。他们通常批评非暴力的拥护者为“机会主义者”,而且,或是政权的事实上的同路人。例如,在韩国,以金大钟、金泳三和主流反对派的其他领袖为一方,与以青年学生为另一方之间就存在着重大的分野,这些年轻的学生充斥着抗议的队伍,并利用这些机会攻击警察。学生示威者不时地谴责温和的反对派领导人,就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他们对政府领导人的谴责。根据金大钟的看法,这些谴责令温和的领袖们“感到惊讶”。他们使这些领袖十分为难,他们既要使学生们放弃其所使用的策略,而同时却又要动员他们来参加大规模的和平示威,借助这种示威,他们希望能够把政权拉下台。当政府同意在1989年举行普遍的自由选举时,学生们仍然很不满意,感到格格不入,而且继续主张使用抗议和暴力来促进社会主义式的改革以及结束美国在韩国的影响。
  在智利,主流反对派政治领袖同样试图疏远共产党、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以及其对政权使用暴力的团体。在菲律宾,阿基诺派既拒绝使用武力,也拒绝与那些使用武力的人合作。相比之下,在南非主张使用非暴力的反对派团体和领袖,诸如图图和其他的宗教领袖,布特雷奇及其自由派同盟——联合民主阵线(the United Democratic Front)没有其他选择,只好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合作。
  不可避免的是,反对派的激进分子和愤怒的民众常常难以抵挡得住使用暴力的诱惑,主流派领导人常常难以约束他们。亚当·米奇尼克和图图他们都有被他们国家非民主的政权投入监狱的共同体验。他们也有冒着生命危险阻止愤怒的反对派暴徒虐待政府特务的经历。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降低暴力水平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因素造成了民主化努力的成功。暴力性的外部干预在第二波民主化和在第三波的格林纳达和巴拿马中造就了民主。在一个社会内的群体所使用的暴力并不能产生类似的结果。威权政权的领袖们可以成功地使用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其激进的反对派也许可以成功地使用暴力来推翻其政权。前一种行动组织使得民主难以产生;后一种行动则扼杀民主摇篮。纵观历史,武装的叛乱几乎从未产生过民主政权。在1860年到1960年的11个不成功的民主化努力当中的9个,在民主化尝试前20年出现过大规模的民间暴力活动。在同一时期,8个成功的民主化努力中有2个以大规模的民间暴力活动为先导。同样,在1974年与1990年间,暴力性的动乱在尼加拉瓜、也门(Yemen)、埃塞俄比亚(Ethiopia)、伊朗、海地、罗马尼亚和其他地方结束了威权政权。但是没有一个国家,除罗马尼亚作为一个可能的但是具有高度争议的例外之外,都没有造就民主。诉诸暴力增加了政府和反对派阵营中擅长使用暴力的专家们的权力。由折中和妥协所产生的政府可以通过折中和妥协来统治。由暴力产生的政府也只能由暴力来统治。

2013年5月29日星期三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第四章 民主化的特征


第一节 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
  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方式各自不同。不过,若把它们的所有差异撇在一边,第三波中的变革、置换和移转倒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到1990年为止,已经出现或正在进行民主化五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即巴拿马和格林纳达,是外部入侵和强加的结果。其他所有的转型国家在它们所缺少的东西方面都很相似。除了尼加拉瓜这个有争议的例外,没有一个威权政权是被游击队的叛乱或内战搞垮的。只有在两个国家,即葡萄牙和罗马尼亚,发生了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动乱,但是葡萄牙的革命只涉及到很少量的暴力,而罗马尼亚的革命是一场受到武装部队支持的城市叛乱,而且历时短暂。只有在罗马尼亚、菲律宾、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军队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战斗。除了在菲律宾、罗马尼亚和东德外,愤怒的群众没有冲进总统府。
  那么,民主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民主的国家是用民主的方法产生的:舍此无它。民主国家是通过谈判、妥协和协议而产生的。它们是通过示威、竞选和选举而产生的,是通过非暴力地解决分歧而产生的。它们是由政府和反对派中的政治领袖所缔造的,他们都有勇气向现状挑战,并使他们追随者的眼前利益服从于民主的长远需要。民主国家是由政府和反对派中的领导人,即那些抵制反对派激进分子和政府中保守派的武力挑衅行为的领导人所创设的。民主国家是由政府和反对派中那些有智慧承认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垄断真理或美德的那些领袖们所创设的。妥协、选举、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在不同程度上,这些也是这一波民主化中绝大多数变革、置换和移转的特征。
第二节 妥协、参与与适度交易
  在政治精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在社会中关键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的领袖们相互进行公开或私下的交涉,而且找出可以接受的实现向民主转型的协定,哪怕这种协定尚不尽如人意。当然,改革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谈判、妥协和协议是移转的中心因素。在移转过程中,这一进程常常是不公开的,因为政府中的改革派开放政治进程和反对派团体调整他们的要求并采取温和的策略来加入这一进程。在领导转型过程的改革派与反对派中的温和人士之间,不时地也会达成公开的协议,因为他们愿意吸纳这些温和的反对派。在置换和移转的过程中,亲民主的反对团体在自己阵营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一旦通过置换而掌权,以前反对派中的温和派通常就会采取一条中间的路线,并对改革派、保守派和激进派作出必要的让步。不论是政府一方,或反对派一方,还是双方首先发起民主化,这些关键性人物在某一时刻,就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和所要创立的新体制达成协议。
  建立民主所达成的协议有多种形式。在巴西、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转型过程中,其特点一般是“在反对派和试图实现从威权政权向民主转型的官方看守阵营之间达成暂时的谅解”。这些谅解通常只是就“一些程序,主要是在转型过程中的程序上(主要是选举)的基本规则的默契”。在其他例子中,政权的变革与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于1957年与1958年间在第二次浪潮中的转型相类似。在这两个国家,相关的各方之间通过谈判达成了公开的协议。在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和苏亚雷斯领导的政府控制了转型的过程,但是政府和反对派也搞了一场“妥协的政治”,以便在制宪会议中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涉及新民主体制的宪法框架和就1977年11月所签订的蒙科洛协议(Pact of Moncloa)达到一致。在这一协定中所有相关的政党,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同意一项全面的经济纲领,其中包括限制工资、货币贬值、金融政策、增加公共投资、限制社会保障、税收改革、工会活动、管理国有企业和其他事项等等。在波兰,团结工会和共产党在圆桌会议中通过谈判在1989年3月和4月间签订了协议。在匈牙利,政府和反对派领导人通过谈判在1989年的夏天签订了“三方”协议。在那一年秋天的晚些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和反对党领导人也就向民主转型的安排达成了一致意见。在乌拉圭,军方和政党领导人在1984 年8 月签订了海军俱乐部协议。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主要的参加者都是政府和反对派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许多个案中,也会与社会中主要社会和组织力量的领导人物达成公开的协议,或是默契,这些领导人除来自军方外,还有来自商界、工会,必要的话,还来自教会。
  不论是否通过谈判签订明确的协议,但是,若主要的参加者中间在权力资源上不存在重大的差异,如果各方的领导人能够有效地控制其追随者,那么,达成某种公开的协定或默契,则更为容易。如果谈判是在人数较少的领导人中秘密进行的,也更容易达成协议。在西班牙,即使在制宪会议中,正如西班牙人所说的,一些关键的安排仍然是“在幕后”通过谈判而达成的。在波兰,圆桌会议的谈判是相对公开的。但是,最重要的许多问题却是在“秘密的、对等的和远离大众传播媒介的”华沙郊外马格达伦卡(Magdalenka)的一幢别墅里讨论的。“参加秘密会谈的人比参加公开会谈的人要少得多。”谈判双方的领袖,基斯查克(Czeslaw Kiszczak)将军和雷克·瓦文萨,偶然只是在公开的场合露面,就“迅速地前往马格达伦卡,然后在那里进行私下的会谈”。在有关私下会谈方面只“发布一些含糊其辞的和充满外交辞令的公报,就像是直到最近一直还在交战的两国大使之间所发表的公报那样”。正是在这种会议上,共产党和团结工会才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协议。
  如果谈判中所达成的妥协“令各自的追随者不能接受”,那么,这种妥协常常会为政治领袖制造一些难题,在西班牙就是如此。苏亚雷斯强调,在西班牙有必要突破“少数西班牙人可以把一切强迫给大多数人”的那种旧格局,而且应该形成一种有容乃大的共识。不过,正如另一位政府领导人所指出的,“在不同政党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导致了西班牙社会对各政党的不满,因为那时的西班牙各政党没有能够充分地履行利益代表的功能。”一家共产党的杂志评论到,共产党因为“我们队伍内外出现的失望情绪”而深深困扰,因为“所有的政党都以一个调子说话”,而且“在共产党中也不再有明确的共产主义的特征。”在1980年的玻利维亚,基层的工会会员“普遍地批评”他们的领袖与军方和政治领袖就转型选举所签订的协约;在1990年的尼加拉瓜,反桑蒂诺派的工会会员同样因为被当选总统查莫罗(Violeta Chamorro)同意任命奥尔特加(Humberto Ortega)为武装部队总司令而感到“被出卖”。在波兰,团结工会和共产党的长期支持者们因为这两个组织的领袖达成的妥协而与他们疏远。共产党中的保守分子攻击雅鲁泽尔斯基“向反对派让出了太多的权力”,攻击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团结工会在群众大会上攻击瓦文萨与政府进行谈判,而且,那些激进分子也抨击瓦文萨,嫌他“努力与左翼当权者达成妥协”。团结工会的支持者们特别反对工会领导支持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波兰总统。团结工会的一位首席记者评论到,由于1989年就组成政府所进行的谈判,“双方都害怕他们各自的选民。……而且,事物的逻辑把共产党和反对派推入了密室,以躲过公众私下达成安排。”在匈牙利,有共产党和反对派圆桌会议在1989年9 月所达成的协议的主要内容受到了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的挑战,并在两个月后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中遭到了否决。
  威权政权的垮台总是让人兴高彩烈;民主政权的创立则常常使人幻灭。那些通过妥协才创立这种政权的少数政治领袖们很少能够逃脱说他们“出卖了”其选民利益的指责。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不满的程度也是他们成功的标志。波兰学者拉门托维奇(Wojtek Lamentowicz)问到,“有两派被人为撮合在一起,而且都是寡头式统治的政治力量,他们之间的配合怎么能使得在一个国家实现民主呢?”不过,这种方式也许是最有效的方式。在第三波中,民主制度常常是由那些愿意为了取得实现民主这一目标而不惜出卖其追随者的领袖们所缔造的。
  在多数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最重要的妥协或许是所谓的“民主交易”,即在参与与节制之间的交易。在导致民主化的或明或暗的谈判过程中参与的范围被扩大了,而且更多的政治人物和团体有机会竞争权力,并根据明确的或私下的谅解而赢得权力,在这一谅解中,他们答应在策略和政策上持温和态度。在这种意义上,第三波重复了欧洲第一波民主化中的经验,那时,工人阶级和社会党放弃了他们对暴力革命的信条,使他们的政策变得温和,这样使他们获得了选举权。在十九世纪末的意大利,乔安尼·基奥里蒂(Giovanni Giolitti)劝说人们采取一条“通过加盟而实现非激进化”的政策。在二十世纪后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节制是“权力的代价”,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赢得了他们的胜利,并通过非激进化实现了对曾经与之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宽容。”
  根据定义,威权政权会严厉限制政治参与。在威权体制中的统治集团常常认为某些反对派的领袖和政党特别讨厌。民主化则要求认可这些集团为政治生活中合法的参与者。数十年来秘鲁和阿根廷的军方一直用武力压制阿布里斯派和庇隆派,以防他们获得或运用权力。在八十年代,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军方不仅认可他们那些旧的对手参与政治,而且最终认可他们获得权力。在希腊的转型过程中卡拉曼里斯在就职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就使希腊的共产党合法化。由于面临更为困难的局势和右翼政变的严重威胁,苏亚雷斯也在1977年4 月使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胡安·卡洛斯在确保武装部队“勉强认可”共产党的合法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乌拉圭,海军俱乐部协议使得左翼的广泛阵线(the Broad Front)合法化。在巴西的转型过程中,对1964年以前的那些老政治领袖的禁令在1979年被废除,而且,立法机关在1985年也使得以前曾被宣布为非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合法化,并赋予文盲以投票权。在1989年,智利选民投票修正了他们的宪法,以使共产党合法化。在1987年的土耳其,先是议会,后是全体选民废除了军方的法令,这些法令禁止100 位政治家参与政治。在1990年,南非解除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被囚禁的政治领袖也获得了自由,流亡人士也被允许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
  民主交易的另一面是那些参加交涉的领袖和团体在战略和策略上的节制。这常常要求他们同意放弃暴力或任何主张革命的信念,接受现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基本制度(如私有财产、市场体制、军方自治和天主教会的特权),通过选举和议会程序来获得权力和推行其政策。在西班牙的转型过程中,军队认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为西班牙政治的参与者,社会党人认可了资本主义,共产党人也放弃了他们的共和主张,并接受了君主制和为天主教会所作的特殊安排。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通过在1979年说服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放弃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效忠,从而为三年后选举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在西班牙,马里奥·苏亚雷斯也同样领导社会党人进入了权力中心。他在1983年作为包括保守党在内的执政同盟的首脑重新掌权之后认可了“放弃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国家主义倾向的必要性,而他们政党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特别坚持这些倾向,”冈萨雷斯还实施了一个非常严厉的紧缩政策。在希腊,帕潘德里欧抛弃了那些“更为激进的和更加富有正义的立场”,而他在过去一直采纳这一立场,而且他在就职之后行动也很节制。在秘鲁,秘鲁人民革命同盟采取了中间的立场;在阿根廷,庇隆派转向了右翼;在波兰,团结工会先是走中间道路,然后又转向偏右。在巴西,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与政府的政治游戏进行配合……而且反对派也极其温和。甚至在选举(cassacoes)成功之后,巴西民主运动仍然有效地劝说其更加激进的成员保持温和。”在1988年的智利,就皮诺切特举行的全民公决的运动中,反对派联盟同样的采取了一条有意而且公开的温和路线。
  这样,新的参与者和以前的左派的非激进化大大地有助于向民主的转型。如果那些在新政权中第一次掌权的人不是在政治上与以前的威权统治者十分疏远的话,也会有助于向民主的转型。卡拉曼里斯对反共的希腊军方来说,是一位可以放心的温和的保守派。苏亚雷斯对激进的葡萄牙军方中的至少某些分子来说是令人放心的、温和的社会党人。胡安·卡洛斯和苏亚雷斯有着不容争辩的佛朗哥主义保守性格特色。埃尔文(Aylwin),一位天主教民主派,保守得足以让智利的军方满意。从总体上说,保守派和中间派的领袖首先获得政权有助于从非共产党的威权政权向民主转型。随后掌权的社会党领袖也以同样的方式使得实现经济改革和紧缩政策更为容易。
  政治领袖们在达成妥协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常常受到其社会中对妥协所持的流行态度的左右。有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似乎更倾向于妥协,而且对妥协所寄予的合法性和价值在一个社会中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在历史上,西班牙人、波兰人和韩国人显然更讲究原则和荣誉,而不太相信妥协。至少可以预设,这种强调的悲剧性后果,加上经济发展导致了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止这些国家在民族价值观上的变化。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政治领袖们都表现出对妥协之必要性的欣赏,以求使得他们国家迈向民主。例如,当朝鲜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就新宪法达成协议时,据报道,“由两党组成的谈判委员会在今天作了一些被韩国人认为其政治中极其鲜见的事情,即他们妥协了。”当这种稀罕事变成现实时,民主化就会在一个社会中出现,当这种现实变成寻常之事时,民主制度就稳定了。
  从历史上看,在一些国家中建立民主的第一次努力常常失败;第二次努力却经常成功。这种格局的一个理由可能是前车之辙后车之鉴,而且,在好几个案例中被证明确实如此。委内瑞拉在第二波中是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在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次建立民主的实质性努力发生在所谓的“三年期(trienio)”,即1945-1948年中。在1945年,军方的政变推翻了独裁者,建立了民主政治,并在以后的三年中一直由改革派的民主行动党(Accion Democratica,AD)来领导。民主行动党的政府追求一种激进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得许多集团背离了他们,而且导致了极端的两极分化。“三年期的民主因为在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团体之间缺少某种信任感和相互保障感而存在重大缺陷……。由于其多数派地位得到了保障,民主行动党的领袖们完全忽视了与一些重要的少数派进行妥协的必要性,不管这些少数派在规模上多么小。”
  这样,第一次民主的尝试就在1948年的政变中终结了。十年之后,当军方的独裁者吉米内斯将军去职之后,民主行动党和其他民主集团的领袖们采取公开行动“来减少政党之间的紧张和暴力,强调利益和程序,而且,尽可能地从政治舞台上消除生存与合法性的问题。”1958年成功地进行民主化的领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1945年领导过不成功的民主化的那些人。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在1958年所采取的行动反映了他们“承认从三年(1945-1948)民主的崩溃中所吸取的教训。”
  在第三波向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在妥协和克制的必要性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经验教训。例如,在西班牙,据报道,胡安·卡洛斯是一位关心“君主制为什么会在1932年垮台的政治领袖。他要避免他祖父所犯的这个错误。”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也相信他们必须避免在三十年代所犯的错误。他们中的一位说道,“过去的记忆,迫使我们考虑到这些环境因素,即奉行一条克制的政策……我们不能肆无忌惮地表达我们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会被误解,或者显得有些极端主义的倾向。”在1983年,阿根廷向民主的和平转型同样“意味着在阿根廷与1971-1973年的转型相比有一个微妙的学习过程在起作用,在1971年和1973年间,政治舞台上的许多派别都诉诸了暴力。”在秘鲁,军方和秘鲁人民革命同盟(APRA)也经历了类似的学习过程。在1981年,波兰的团结工会曾转向激进的方向,威胁直接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政府用军管法和镇压来回应,宣布工会为非法,并监禁了其领导人。七年之后,双方都吸取了教训:激进主义导致镇压,压制也行不通。这样,他们都诉诸了一条节制的和妥协的政策,从而把波兰在1988年和1989年引向了民主。
  先进的民主化人士不仅从以前实现政权变革的那些人士中获得了滚雪球般的推动力,他们也从其他人以前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拉丁美洲人和东欧人心悦诚服地吸取了西班牙模式中的节制作法。在移转过程中,政府和反对派中的主导集团都不得不诉诸妥协和节制。移转更可能发生在第三波的晚期而不是早期,这意味着卷入到第三波民主化中的那些社会团体也许已经从其他人以前的经验中学到了妥协的可取性。在韩国,反对派从菲律宾和平的人民力量中吸取了教训,政府从马科斯的命运中学到了妥协的好处。捷克斯洛伐克的移转在某种程度上,正如阿什所描述的:  
  是受益的一方,在那里所发生的是中欧长达十年的学习过程的累积——波兰是第一个,但是付出了最深重的代价。发生了一场学生游行抗议?当然就像在波兰那样。非暴力?这是中欧所有反对党的第一戒律。傀儡政党获得新生?在东德就是如此。召开圆桌会议来谈判向民主的转型?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是如此。如此等等。在政治上,捷克斯洛伐克具有经济历史学家们所谓的落后的优势。他们可以从其他人的范例以及从他们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第三节 选举结果:预料之外,还是情理之中
  选举是民主运作的方式。在第三波中,选举也是削弱和终结威权政权的一种途径。选举既是民主化的目标,也是民主化的工具。民主化是由那些威权统治者实现的,这些威权统治者基于某种原因冒险来举行选举,民主化也是由反对团体所缔造的,他们力主进行选举,并参与选举。第三波的教训是,选举不仅是民主的新生,而且也是独裁的死亡。
  在威权统治者的政绩合法性衰落时,他们就常常受到日益增加的压力,并且日益试图通过选举来重新恢复他们的合法性。倡导选举的统治者们相信,他们要么能够维持他们的政权,要么能够维持他的统治或其同伙的统治。结果几乎总是令统治者们十分失望。除极少数几个例外,与威权政权有牵连的政党和候选人,在由该政权发起的选举中通常都会失败,或是表现很差。这些选举的结果常常使得反对派的领袖和政府的领导人都感到惊讶。在第三波的15年中,这种“意外选举结果的”模式极其普遍。它几乎出现在所有三种类型的转型过程之中。请看下列案例。
  (1)作为其减压政策的一部分,盖赛尔将军允许巴西在1974年11月举行公平竞争的国会选举。执政党国家革新联盟(the Alianca Nacional Renovadora,ARENA)希望会轻易地战胜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MDB)而取得胜利,一直到10月“还没有几个消息灵通的政治观察家们敢打赌说执政党会输”。不过,选举结果“出乎每个人的意料之外,包括那些最乐观的巴西民主运动战略家们。”巴西民主运动又在国会下院的选举中使其代表席位翻了一番,在参议院的代表中几乎增加了3倍,而且对州立法机关的控制也从一个州增加到6个州。
  (2)在1977年1月的印度,一直行使紧急状态权的英迪拉·甘地突然要求在3月份举行议会选举。甘地是印度政治的风云人物,但是贾纳塔(Janata)反对派联合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且在国大党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只赢得了全部选票的43%,也是她第一次获得了少于40%的选票。
  (3)在秘鲁,1980年5 月举行的转型选举中军政府支持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党(APRA),并通过了选举法,以求提高其代表席位数。不过,选举产生了“意外的结果”。“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在选举中失败了,只获得了27%的选票。”最疏远军方的反对党人民行动党(Accion Popular)赢得了“意外的胜利”,获得了45.5%的选票,赢得了总统的职位、国民大会中的多数席位和过半数的席位。
  (4)在1980年11月,乌拉圭的军政府就所通过的新宪法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这部新宪法将赋予军方对政府的政策享有一项制度化的永久否决权。“使军队意外的是”,公众以57%比43%的选票拒绝了这部新宪法。这一结果“使军方和反对党同样感到意外”。两年之后军政府授权选举各主要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军方的反对派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而军方的一个亲密的助手、以前的总统阿雷科(Jorge Pacheco Areco)仅获得其政党中27.8%的选票。
  (5)在阿根廷,转型的军政府在1983年10月举行了全国选举。由阿尔方辛领导的激进党以史无前例地获得全部票数的52%赢得了另一场“意外的”胜利,而该党长期一直批评军方。另一个主要政党庇隆派的候选人“与军方有着公开的或私下的瓜葛”,仅得到了40%的选票。在阿根廷历史上,庇隆派第一次在自由选举中失利。
  (6)在1983年11月,土耳其的军政府举行了一系列的选举,以便把政权还归文官统治,政府的领导人组织并公开支持国民民主党,该党由一位退体的将军领导。不过,“使土耳其军事统治者意外的是,不该赢的人赢了。”国民民主党又举行了第三次选举,结果更糟,只得到了23%的选票,而反对党祖国党却囊括了整个选票的45%。
  (7)在1985年2 月,韩国就国民议会进行了选举,新组成的反对党新韩国民主党(the New Korea Democratic Party)的表现“意外突出”,赢得了立法机关中276席的102席。在此之前曾进行了一场“由政府严密控制的竞选运动,反对党曾指责说,进行公平的投票是不可能的。”
  (8)在1985年,巴基斯坦的军事统治者齐亚·哈克将军组织了议会选举,但起初禁止政党提名候选人。而各政党又正式抵制这次选举。尽管在这种环境下,“那些在军管政权下盘踞高位的大量候选人或那些被认为是齐亚支持者的候选人都遭到了失败。”
  (9)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1988年10月就他能否继续统治举行了选举。在选举前的一年,消息灵通的人士认为,他可能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由于经济复苏对其有利,将军本人也自信会取得胜利。但是随着竞选运动的开展,反对党动员了公共舆论来反对他。选民们以55%对43%的选票拒绝了皮诺切特将军继续执政8年的提议。
  (10)在1989年3 月,苏联选民70年来第一次有机会自由选举其国家立法机关的代表。结果十分让人惊讶,“那些位居要津的人受到了令人心碎的挫折”,列宁格勒的党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基辅、利沃夫和明斯克的党内头目、几个地区的党棍以及至少两位军事司令员和共产党中的其他领导人物都在选举中受挫。
  (11)在1989年6 月波兰的选举中,团结工会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压倒性胜利,赢得了参议院中100 个席位中的99个,众议院可供竞争的161个席位中的160席。35名等额的高级政府候选人中有33人没有得到选举所要求的50%的选票。选举结果被形容为“令人意外”,而且据报道说,政府和团结工会的支持者们都怀着“难以置信的”心情接受这一选举结果,因为他们对这一结果“毫无准备”
  (12)在1990年2 月的尼加拉瓜,由查莫罗领导的国家反对联盟(the National Opposition Union,UNO)在选举中压倒性的胜利迄今为止是最令人惊讶的。它被普遍地形容为是一次“意外的选举败北”和一次“尼加拉瓜民意的意外表达”,这一结果“使得许多政治分析家们感到意外”,并产生了“惊讶不已的桑蒂诺派”。尽管有人希望桑蒂诺派会从其所控制的政府以及从其所控制的资源中受益而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在选举中取胜,查莫罗却在9个行政区中赢得了8个区选举的胜利,并以55.2%对40.8%的选票击败了丹尼尔·奥尔特加。
  (13)在1990年5 月缅甸军方的国家法律与秩序恢复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30年来第一次举行了多党参加的选举,然而选举结果“完全令人惊讶”,而且完全是“一个意外”。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NLD)赢得了“令人意外的压倒性的胜利”,在国民大会485 个供角逐的席位中赢得了392个席位;军方支持的国家统一党(National Unity Party)只赢得了10个席位。在竞选期间,国家民主联盟的领导人及其400 位活动家仍然被监禁,而且该党也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和骚扰。
  (14)在1990年6 月阿尔及利亚独立28年来举行的第一次多党选举中反对党伊斯兰救国阵线(IslamicSalvation Front)“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成功”,而北非和欧洲的官员们却对这一成功“保持意外的沉默”。伊斯兰救国阵线赢得了对32个省和853 个市镇会议的控制。以前一党独大的政党国家解放阵线(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只赢得了14个省和487个市镇会议的控制权。
  在所有这些个案中,威权统治者主动进行了选举,但是,要么在选举中失利,要么在选举中远不如他们和其他人所期望的那么好。在威权统治者举行公平选举以及他们或他们的朋友公正地赢得胜利的地方会出现这种例外吗?一个不太明确的案例是1980年9 月在智利举行的公决。在这次公决中,有68%的选民通过了由皮诺切特将军所提交的一部宪法。不过,反对派受到了严厉的限制。没有选民登记,也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对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进行监督。在1987年的韩国,由军政府所支持的候选人卢泰愚以36%的相对优势击败其他三位候选人当选为总统。另外两个反对派的候选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军人统治,他们俩总共获得了54%的选票。如果他们把双方的力量联合起来,他们就有可能赢得选举。
  意外选举结果模式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例外是在1990年5月、6月和7 月分别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举行的选举。在罗马尼亚,国民救国阵线在齐奥塞斯库垮台后接管了政府,并在5个月之后,即在1990年5 月举行的选举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在保加利亚,统治这个国家达数十年之久的共产党更名为社会党,并赢得了对大国民议会的控制。在蒙古,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其他高级官员被更换,反对派也组成了,这样,在竞争性的选举中,共产党赢得了议会60%-70%的席位。在所有这三个个案中取胜一方的领导人物都是共产党政权的官员。
  这些不同于意外选举结果模式的情形可作什么样的解释呢?有三个相关的因素。第一,这些新领袖们疏远了以前的威权统治者。显然,齐奥塞斯库或日夫科夫都不可能在1990年该国举行的公正选举中取胜。国民救国阵线的领袖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一直是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一位官员,但是被驱逐出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保加利亚的姆拉季诺夫和他的助手亲自把日夫科夫这位长期的独裁者逐出权位;他们一直是改革派,致力于搞垮保加利亚变革过程中的保守派。在蒙古的领导层也出现了不太剧烈的人事变革。
  第二,在竞选和选举中,强制和欺诈也许起着重要作用。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国际观察家们被分割开来,这样执政团体可以不公正地试图影响选举;这种尝试显然在罗马尼亚比在保加利亚更为常见。在这两个国家,外国观察家们发现存在着一些强制的因素和不公正的做法,但是他们一般的看法是,这些并没有决定性地影响到选举的结果。
  第三,这是社会的特征,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群体是第三波国家中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在1980年,罗马尼亚人口中只有17%生活在总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中,例如,相比之下,在匈牙利这一比例为37%。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第三波中的其他东欧和南欧国家,也低于第三波中的一些东亚和拉美国家。蒙古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游牧社会,其人口的四分之三居住在其唯一的大城市之外,而且公路里程不足600 英里。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反对党在城市中很强大;而接替共产政权的政党在农村赢得了胜利,这提供了足够的票数足以让他们重新掌权。一个国家在威权政权举行的选举中是否产生意外的结果是测验这个国家是否达到能足以支持民主政权所需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意外选举结果的格局中,由威权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的频繁性产生了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威权统治者或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集团会在这些选举中一致失败?最明显的、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最合理的答案是,他们输掉选举的原因与民主国家执政党在选举中失败的理由一样,因为他们掌权的时间太长了。所有的领袖最终都会失去他们当初得到的支持和合法性。公众们会寻找一个可以替代的人物或政党。但在最令人意外的选举中选民们显然对现行的威权统治者投了抗议票。他们可能投票反对现行的威权制度。他们也许也不会给民主投赞成票。不过,他们不可能投票反对当政者而不去投票反对现行体制。在许多工业化民主国家,当政者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受到的挫败没有毁掉民主;他们更新了民主。相比之下,威权统治者在选举中的失败通常意味着威权政权的彻底垮台。
  在结果意外的选举中,投票的抗议特征反映在反对派联合的微妙性质上。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对威权具有不同程度牢骚的个人和团体联合起来投票反对该政权。反对派常常是由许多政党临时拼凑的联盟,它们极少有共同之处,除了他们共同反对现任统治者。例如,在尼加拉瓜和智利,反对派联盟是由14个政党组成的,其观点包括极端的左翼到极端的右翼。在执政党赢得选举的保加利亚,反对派同盟包括16个政党和运动。在许多选举中主要的反对党是一个新的和刚成立的政党,而且,不论其主导的意识形态观点是什么都能够充当新的和声誉不错的工具,可供选民们表达对现政权的怨恨和挫折。例如,在1990年,阿尔及利亚的多数人不可能坚决效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过,选举伊斯兰救国阵线却是表达其反对统治阿尔及利亚达30年之久的执政党的有效方式。此外,还存在着一种寡妇女儿的现象。性质不同的反对派团体围绕在已成烈士的国民英雄的那些仍然活着的女性亲属周围:如科拉松·阿基诺、贝纳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微奥莱塔·查莫罗、昂山素姬(Aung San Sun Kyi)。这些领袖以戏剧般的手法展现了善的义举和现行政权之恶,同时提供了一种具有磁力般的象征和人格。而围绕着这种人格,各种持不同意见的团体能够团结起来。从全部情况看,公众极少会错过对长期执政的威权统治者表示抗议的机会。
  第二,在这种意外失败的既定格局下,为什么威权统治者会举行他们很可能会失败的选举呢?他们似乎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驱使,其中包括察觉到在国内恢复其日益衰落的合法性的必要性、民主价值在全球和他们社会中的流行以及对国际尊敬与合法性的期望(其象征是在白宫南草坪上受美国总统的正式欢迎)。此外,在多数情况下,举行选举的风险无疑似乎小得多。威权政权通常很少提供反馈机制。独裁者们也就自然倾向于相信他们能够获得公众足够的支持,能赢得他们的拥护。当然,威权领袖们也控制着政府,控制任何被允许存在的政治组织和充裕的财政经费;因此,有理由断定,他们能够击败那些看上去十分弱小、基础狭隘、组织程度不高和支离破碎的反对派。威权统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怎么会输呢?”在很大程度上,第三波的民主化的浪潮是靠独裁者的虚假信心所推动的。
  威权统治者们相信,他们能够赢得他们所举行的选举,这种信念无疑受到了他们感到自己能够操纵选举程序的程度的支撑。他们通常使用三种方法。一些领导人试图通过影响选举的时机来影响选举的结果。他们和他们的反对派通常都认为,选举进行得越早对政府越有利,因为选举可以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引起公众的关注,而越晚举行的选举会越有利于反对派,因为这给予了反对派充分的时间去组织起来,去寻求公众的支持和动员其支持者。马科斯进行了一次“拍快照式的”选举,希望反对派会瓦解,或是没有做好准备。在巴西,反对派支持延期原定在1980年5 月份举行的都市选举,因为他们担心他们还没有为选举做好准备。在波兰的圆桌会议谈判中,政府主张尽早选举,而团结工会答应这一安排则被看作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在匈牙利,政府要尽早地举行总统直选,因为政府认为其可能的候选人伊姆雷·波茨盖依有极高的可能性和很好的取胜机会。反对派担心这种情况会真的变成现实,于是,提出了一项建议,主张就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在这场公决中,公众们同意通过议会来选举第一届总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担心,尽早举行选举可能会给共产党人带来好处;在1990年2月的罗马尼亚,反对派说,他们要推迟原定在5月举行的选举,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来为选举做好准备。
  政府和反对派在选举时间这个问题的立场中所隐含的逻辑是十分明确的:反对派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为选举做好准备。不过,很少有经验证据支持这一逻辑。例如,回过头来看一看,土耳其的第二波民主化。政府把选举提前到1946年7 月,以便“在[反对党」还没有可能全部组织起来之前把它搞垮”,但是,这个反对党在那些选举中表现极为出色。在1985年2 月韩国的选举中,反对党新韩国民主党只是在选举前的数周才成立,却在选举中赢得了29%的选票,在国民大会的187 个选举产生的议席中赢得了67个。公平地说,费迪南·马科斯输掉了他的这一次快照式的选举,团结工会在早期的选举中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这次选举是他们在很勉强的情况下同意的。但是,上述证据并非结论性的,但它显然不支持这样一个命题,即政府总是从尽早举行的选举中受益以及反对派会因为参与这种过早举行的选举而受挫。
  其次,威权政权常常通过制定高度有利于政府的选举制度以及骚扰、恐吓反对派和通过在竞选中动用政府掌握的资源在选举中舞弊。当然,若是走到了极端,这些做法会使政府获胜,但实际上却把选举变成了儿戏。不过,在上面所列的多数结果意外的选举中,掌权的集团不时地作出很大的努力来使选举对他们有利,但是这并不成功。在从1974到1984年的十年之间,巴西政府定期地修改其有关选举、政党和竞选的法律,以希望制止反对派力量的稳步增长。这没有成功。当然,这方面的证据也是残缺不全的,不过,它明确地表明,除非操纵选举的作法被搞到了极端,否则,就不可能保证政府在选举中胜利。
  如果仅靠操纵选举时间和程序还不够,那么,威权统治者们剩下的选择办法就是去直接舞弊和偷票。如果想干的话,威权统治者可以窃取选举结果。在过去,他们常常能够悄悄地、以不显眼的方式偷票,这样,尽管大家都知道选举中有偷票行为,但是没有人能证明。例如,在1978年7月玻利维亚的选举中,班泽尔(Banzer)将军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舞弊行为”,以安排他的候选人佩雷达·阿斯朋(Pereda Asbun )将军正好获得了选举所需要的50%的选票。不过,随着第三波的推进,民主化变成了一个获得公认的全球政治现象,新闻媒介也寄予它以更多的注意,选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监督。
  到八十年代末,外国观察家们在几乎所有的转型选举中出现已为人们十分熟悉,而且必不可少。在一些国家,这种观察团是由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或其他政府间的组织所派遣的。在另一些国家,一些民间的组织提供这类服务。到1990 年为止,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组织了跨国的观察团,已在13个国家参与了第三波的民主选举。由美国国会和其他立法机关所派出的代表团也出现在一些国家。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好几个这种代表团中起了积极作用,并使这种代表团增加了权威。
  外国观察家们使得政府难以(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悄悄地和秘密地僭取选举的结果。不过,正如在菲律宾和巴拿马出现的那样,露骨地作手脚会使选举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这种目的是要提高统治者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拒绝允许“心平的”外部观察者来监督投票,这样的作法本身就变成了他们在选举中舞弊的证据。外国观察家现象的出现和流行是八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发展,而且大大地提高了选举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那些倡议举行选举来支撑其衰落中的合法性的威权统治者处于一种不能取胜的地位。如果他们公平地做游戏,他们就会面临“出乎意料的”挫败。如果他们以非极端的方式操纵时机和程序,他们也可能失败。如果他们窃取选票,他们就会失去合法性,而不是得到合法性。导致他们进行选举的理由及日益下降的合法性和反对派的压力也是他们在选举中失败的原因。对他们面临的这种没有出路的困境,马特海将军,即智利空军的总司令,在1988年的选举之前,曾有很好的表述:“如果政府的候选人赢了,任何人都会说其中有诈。如果他输了,每个人都会说,这是一场公平的选举。所以,能够证明这是一场绝对公平的选举对我们比对任何人都更为重要。”在1990年,桑蒂诺派也对选举的胜利抱有类似的信心,感到有必要举行公平的选举,并邀请了许多外国观察家,这样,他们能够作证,证明选举的公平性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这两次选举的结果都证明了马特海的论点。威权统治者只有通过举行结束他们政权的选举才能通过选举使他们的政权合法化。
  第三,由政府所倡议的选举也给反对派团体形成了难题。他们是该参加选举还是应该抵制呢?在威权统治者意外失败的既定格局下,反对党有什么理由不利用成权统治者主办的选举所提供的机会呢?当政权正在进行转型时,这些问题通常不会产生:如果民主改革派掌权,并果断地向变革过程迈进,如果军政府的领导人们公开声称,他们将回到兵营,如果政府和反对党的领袖们就移转过程达成一致意见。在这些情况下,主要的反对派团体通常没有理由不参加选举。
  在另一个极端上,民主反对派若是接纳威权政府所指定的职位,就会无甚收获,反而为这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如果他们接受了这种职位,他们就背离了他们的选民,并使自己依附于威权统治者。例如,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政府和南非的博塔政府,都试图引诱反对派接受任命性的咨询会议中的职务。从促进民主的观点来看,波兰和南非的反对派领导人正确地拒绝参加这种机构。民主反对派通常也不参加毫无权力或仅仅是政府工具的立法机关的选举。例如,在1973年,帕帕多普洛斯试图通过允诺进行议会选举来支撑其政权。但是,希腊政党的领袖们拒绝参加。被宣布为非法的中心联盟党(Center Union Party)首脑乔治·马沃斯(George Mavors)说得很好:所许诺的“选举只有一个目的:使独裁者合法,并用阉割的议会来掩盖它,而这种议会没有权辩论,更没有权决定国家的任何重大事项。”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当保守的政权或自由化的政权号召举行选举时,常常就会出现是否抵制的问题,而这种政权是否真的决心实行民主化,其动机还不太明朗。例如,菲律宾的反对派领袖们就是否响应马科斯在1978年和1984年倡议举行的国民大会选举和1986年倡议的总统选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而且意见分歧很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的南非黑人政治领袖们都敦促抵制1983年和1988年的都市选举,亚洲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政治领袖们,就是否参加1984年和1989年的议会选举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分裂。四个反对党中有三个反对党敦促抵制1974 年多米尼加的总统选举,因为贝拉盖尔政府似乎没有多少诚意愿意交出权力。在美国政府的敦促之下,反对党抵制了1984年尼加拉瓜的选举。巴基斯坦政党领袖们敦促抵制在开始自由化之初所举行的1985年国民大会和齐亚政权。两个主要反对党(阿尔及利亚民主运动[th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Algeria]和社会主义力量阵线[the Socialist Forces Front]),但是不包括伊斯兰救国阵线都敦促放弃1990年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地方和省级选举。
  保守派或自由派政府发起选举主要是为了提高其政权的合法性或延长其执政期限。确保至少有一些反对团体参加这样的选举对政府来说至关重要。例如,马科斯欢迎贝尼基·阿基诺决定参加1978年的国民大会选举的竞选,尽管此时他仍被判处死刑而关在狱中,“因为这会使竞选的作法合法化”。因此政府常常试图击败抵制的努力。在巴基斯坦1985年国民议会的选举中,“任何反对选举的宣传或是煽动抵制选举的行为都被宣布为将受到法律追究的犯罪行为”,而“各家报纸在1985年2 月也接到命令,不得发表任何赞同抵制选举的声明。”在1988年的都市选举中,南非政府同样地“取缔任何主张抵制选举的反对派团体,并宣布敦促个人抵制选举的行为为非法。”
  抵制运动改变了选举问题的性质,使之从投谁的票变成了是否投票的问题。这些努力的成功的程度因地而异,取决于支持抵制选举的反对派的联合程度、公众对政府动机的察觉程度和公众以前在投票方面的经验。多数的南非黑人以前从未投过票,因此,在合格的黑人选民中只有20%的人在1983年的都市选举中投了票,在1988年中也只有30%,这种情况毫不令人惊讶。大约有30%的有色人种选民和20%的印度选民参加了1984年在南非举行的议会选举,而且1989年的投票率也相对较低。在多米尼加共和国1974年的选举中,放弃投票的比例也高达70%。
  有些抵制的努力却不太成功。在西班牙,一些主要的反对派敦促西班牙选民抵制在1976年12月就政治改革举行的全民公决。但还是有77%的选民去了投票站。不过,这次选举是由显然忠于民主改革的政府所发起的。在1984年5 月菲律宾的国民大会选举中,尽管左翼的反对团体呼吁选民不要投票,但是还是有80%的选民投了票。在1985年,巴基斯坦的国民选举受到了政党的抵制,但是还是有许多反对派候选人当选了,因此,这些政党随后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敦促放弃选举上犯了一个错误。大约有40%的合格选民没有参加1990年阿尔及利亚的地方和省级选举。
  作为民主反对派的一种战略,抵制选举的功效和智慧又是什么呢?一个成功的选举未必会结束威权政权,或是使政府下台。但是它会减少其合法性,这也是政府为什么会对抵制的努力作出如此强烈反应的原因。另一方面,不成功的抵制也是反对派势单力薄的一个证据。更重要的是,选举常常意味着放弃了机会,选择了一个不太有效的出路,而不是发出一个有力的声音。参加选举竞选运动自身常常提供了一种机会来批评政府,动员和组织反对派的支持者并向公众求助。但是这种效果取决于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加以限制,参加选举也是政治活动的一种动力,而且威权政权可以通过政治活动被更迭或是拉下台。如果选举是以最低限度的公平方式进行的,那么反对派常常会干得极其出色。在最好的情形下,它会赢得“意外的”胜利和推翻该政府。即使作不到这一点,反对派的候选人在巴西、中国台湾、墨西哥、菲律宾、巴基斯坦和苏联由威权政权发起的选举中发动了有效的攻势。
  即使温和的反对派在选举中取得不大的成功,也可以被用来削弱政府。培平·科胡安科(Peping Cojuangco)认为,菲律宾反对党应该参加1984年国民大会的竞选,尽管他们显然不会赢得多数,因为“如果你这次获得30个[国民议会的议席],人们就相信你能够在下一次翻番。”在七十年代的巴西,政府限制反对派的竞选活动,并改变选举规则以阻挠反对派。不过,作为反对党的巴西民主运动尽力而为地去参加了每一次选举,逐步扩大了其在立法机关中的力量,并最终控制了各级立法机构,同时用已经取得的地位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朝民主化的方向挪动,因此,就日益被人们视为可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替代政府。同时,它的活动也为政府中的民主改革派有效地对付军队中的极端保守派的顽抗助了一臂之力。
  在南非,主张抵制选举的人大大地减少了人们参加1984年议会中有色人种和印度裔议员的选举。不过,至少那些被当选的人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的地位来发起对种族隔离的攻击。1985年的议会会议废除法律规定的种族之间的婚姻和性的有关法律关系,以及禁止组成多种族的政党。议会也放松了对黑人在城市地区居住和就业的限制。议会中的有色人种和印度裔议员给这些变革提供了“很大的动力”。有色人种组成的工党领袖阿兰·亨德里克斯(Allan Hendrickse)“通过把有色人种的候选人推荐进了印度裔议会,从而迫使博塔先生举手反对那些禁止组成多种族政党的法律。工党也许还协助放松了‘通行证法’,该项法律控制非白人的流动,同时鼓励一个黑人社群抵制政府迫使他们离开世居家园的计划。”接着,亨德里克斯利用他所控制的议会中的有色人种院要求博塔总统废除群体区域法来回报亨德里克斯同意修正宪法,以把1989年的议会选举推迟到1992年。博塔拒绝同意这一交易,因此选举依旧在1989年举行。在南非和其他地方,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用各种方法向政府施加压力,并同他们就有利于民主改革的事项与政府讨价还价。
  最倾向于抵制选举的是那些反对民主的激进反对派。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叛乱分子就拒绝选举。反对派组织,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和八十年代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也曾拒绝参与选举,不论这种选举多么有限,或多么不公平,像这样的团体很可能被一些不反对用一个非民主政权来替代另一个非民主政权的领袖们所把持。在1984年菲律宾的选举中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民主阵线(the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领导了针对科拉松·阿基诺和其他参加反对马科斯政权的选举的民主候选人的抵制运动。他们也明确在竞选期间加强对暴力的使用。一位共产党领袖说道,“参加这些选举的反对派不过是机会主义者,真正的反对派是抵制派。”他说得对。他的“真正的反对派”是既反对马科斯政权,也反对民主。他所谓的政治机会主义者在用选票,而不是用子弹来复兴菲律宾的民主。
  第三波的教训是明白无误的:那些想要继续掌权的威权领袖们不该举行选举;那些需要民主的反对派团体不该抵制威权领袖们所发起的选举。
  在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选举通常会促进政治温和路线。这些选举为那些愿意获取权力的反对党和那些想要保持权力的执政党向一条中间路线靠拢提供了动力。在1975年4 月的第一次选举中,葡萄牙的选民们果断地拒绝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派的建议,并支持温和的中间派政党。两年之后,西班牙的选民们在他们的第一次选举中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次选举被形容为“温和路线的胜利和对变革路线的希望。”在希腊、萨尔瓦多、秘鲁、智利以及其他地方的选民们同样地只给左派的革命家们提供了微不足道的支持,当然,尼加拉瓜的选民们剥夺了左派的权力。除极少数几个例外,公众们不断地拒绝旧的威权统治和那些与他们有牵连的政权,也拒绝那些试图取代这些政权的极端主义者。“不要独裁者,也不要革命家”,这是第三波转型选举中选民们的一个座右铭。
  选举是摆脱威权主义的一种途径。革命是摆脱威权主义的另一种途径。革命家们通常拒绝选举。非洲人国民大会一位主战派的头目在评论南非1988年议会选举时说道,“我们不该让傀儡组织来提出候选人,我们应该用革命的暴力来阻止黑人与他们合作。”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阿尔瓦罗·冈哈尔(Alvaro Cunhal)在1976年归纳了两条道路之间的对比:  
  在葡萄牙革命中,有两套动力以完全不同的特征介入进来。一方面是革命的动力,是由物质的力量,不论是民众的或军事力量的介入而产生的,它们直接改变了形势,征服并运用了自由,击败并推翻了法西斯主义者,扼制了反革命的企图,并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以试图建立一个服务于革命的国家(包括军事组织在内的)权力机构,这些机构将保证民主过程,并对革命性的变革作出响应。  
  另一方面是选举过程,即通过普选中的抉择来建立权力机构,它趋向于使社会变革服从于以前的宪法上的合法性,而不承认军队对政治生活的干预,以及大众对革命过程的创造性的或主导性的介入。
  在第三波中,“选举的动力”使得许多国家摆脱了威权主义,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动力”使得国家从一种威权形式走向另一种威权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