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4日星期日

为什么不让纪念四五运动


陈子明
“小平头”刘迪是我的战友。197645日,当我进入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小楼(现已拆除)与当局谈判时,刘迪带领群众在小楼外喊口号,并负责保护几位“群众谈判代表”的安全——如果出现不测,就带领群众冲进小楼,抢回代表。20111019日,刘迪因病去世,享年61岁。一些老朋友在网络上贴文章纪念他,不是被删除,就是被“加密”。当局为什么这么害怕几十年来始终是一介草民的“小平头”?

由当局对于刘迪的态度,不禁联想起当局对于四五运动的态度。四五运动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位置,不亚于五四运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写道:“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19781221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写道:“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着中国的大地。它作为中华民族的骄傲、社会主义史上的壮举、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不朽丰碑,带着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革命诗文而永垂史册。”“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不仅预示着‘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而且揭开了一个新的历史转变的序幕”。“让我们永远铭记人民在这次运动中建树的丰功伟绩,在‘人民万岁’这个历史真理的召唤和鼓舞下胜利前进吧!”

四五运动挽救了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并赋予了邓小平改革的合法性,但是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应当感激和铭记这个“伟大革命群众运动”。1986年四五运动十周年的时候,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过一次小规模的纪念会,但是却没有邀请四五运动的风云人物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刘迪等人出席。四五运动的始作俑者曹志杰倒是被邀请了,但是他的发言稿直到开会前十几分钟,还在被当时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徐维诚修改,不许使用“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群众运动”等话语,只许用“丙辰清明”。

    由百万人参加的四五运动又联想到一举“粉碎四人帮”。2011年10月6日,首都各界200余人集会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由叶剑英的后人、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召集,参加者包括华国锋的儿子、李先念的女儿、张爱萍的儿子、纪登奎的儿子、苏振华的女儿,当时中办副主任李鑫的儿子、汪东兴的儿子、马文瑞的女儿、彭冲倪志福等人的后代,以及周恩来的两个秘书高振普和季东等。”与会者指出,这次集会竟然是35年来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第一次纪念活动。

    为什么当局在纪念改革开放的时候,只提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提1976年的两个“序幕”——4月5日和10月6日?首先是要篡改历史,抹煞“人民运动”的历史作用,抹煞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的历史贡献,把一切功劳归于所谓“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

    司马迁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在“六四”开枪之后,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已经变质。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在蓄积。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现在中国的政情与思潮,有点像1971年“九一三”以后,正在向1976年“四五”前夕靠拢。“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口号,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自然更加恐惧四五运动及其象征性人物。

    无数历史事实说明,“人民运动”或者说国民运动,有其萌生、发展的逻辑和规律,不是任何人想要“煽动”就可以煽动得起来,也不是任何人想要“遏制”就能遏制得住的。多少统治者想要把革命运动扼杀在摇篮中,最后都难以逃脱身败名裂的下场。如张木生所说,“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也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唯一的出路是如章太炎所说:“今之亟务,以革政挽革命。”我在《革命与革政》一文中指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主张改良或者改革,因为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需要的是一种体制性的变革,而不是体制内的修补。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革政的基本目标是‘废除党国,回归民国’。这里要重申梁启超的一句老话:‘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所谓‘回归民国’,不是说一定要恢复1912年或者1947年的法统,而是必须建立符合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制度。”
2011.10.27

陈子明: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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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运动距今已经三十年了。由于官方选择性地遮盖与编织历史,现在的青年人对它的了解已经很模糊。即使在学术理论界,对于它的认识与评价也是有分歧的。譬如说笔者的两位朋友,对于四五运动就有不同的说法。
 
  徐友渔在《西方学术界对于文革的研究》中说:“从第一个层次,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四五运动非常高的评价,我自己是文化革命过来的,而且我自己很早就对文化革命批判了,但是后来四五运动消息传开还是非常吃惊,当时四五运动说的话,‘秦始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还是很厉害的。粉碎四人帮,民心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四五运动给反文革的老干部以鼓励,当然不是绝对作用。第二个层次,我也相信,以后未来写历史的时候,不会像当初四人帮刚垮台的时候,给四五运动那么高的评价,整个四五运动的境界、认知水平,实际上是局限在周恩来是清官,你们是迫害忠良,这种观点到了整个70年代甚至80年代都还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看法。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有法治的观念以后,我们就会觉得四五运动那种境界实际上不是那么高。”从运动参与者的境界和认知水平的角度来看四五运动,他认为不宜过高评价,这显然是有道理的。无论是对世界发展总体趋势的认识还是对毛泽东极权体制的批判,四五运动的参与者都远远不及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更不用说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了。作为这两次运动的亲历者,我对四五一代人在十三年(1976-1989)或三十年(1976-2006)中的思想成长过程,有着深切的感受。
 
  本文将对四五运动参与者的思想分野和认知程度进行分析,但首先要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阐释四五运动的转折意义——它结束了什么,又开启了什么。
 
  一、五四与四五: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转折点
 
  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都是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运动作为开端的。譬如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
 
  在天安门广场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些载入史册的事件,例如1949年10月1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等。但这些事件与上面所说的四次天安门运动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我们把历史潮流的变化分为民心的变化与政局的变化。“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心变化是政局变化的前导和基础。历史上的四次天安门运动均是民间自发的国民运动,是民心变动的征兆;而“开国大典”和接见红卫兵之类则是政府组织的“群众活动”,是政局变化的标志。五四运动是中共成立和国民党改组的因,一二九运动是西安事变和全民抗战的因,四五运动是十月政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因。因此,民心变化比政局变化更值得关怀历史因果的学者加以认真研究。这里所说的民心是广义的民心,在历史转折关头,相对于可以用民意测验来衡量的国民大众的倾向性,更关键的是由知识界所掌控的舆论的倾向性和由思想家、政治家所引领的前沿思潮的倾向性。
 
  在四次天安门运动中,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更具有历史转折性的意义。梁启超曾把国民运动分为两类:“对外的”、外交的运动和“向内的”、内政的运动。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属于前者,它们都是由民族主义激荡起来的国民运动。如果说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源头,一二九运动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源头,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国内政治矛盾的尖锐性就钝化了,中国人团结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共同抵御外敌。梁启超说:“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移到内政方面。”梁启超的期望到半个世纪后才见到曙光。四五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内的”国民运动。它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八九民运则继承和深化了四五运动所开启的政治方向。二者都是以民主主义为旗帜的国民运动。
 
  梁启超认为,“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种自觉主要应当体现在两点上:“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如果缺乏这两种自觉,或者以一种自觉遮盖了另一种自觉,中国的政治进化就还不能说走入了正轨。可惜的是,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国人民族建国的自觉一直压制了民主的自觉。
 
  疏离与回归
 
  如果说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主要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那么以五四和四五为两个转折点,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自强运动至五四运动是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五运动是第二阶段,从四五运动以来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浑浑噩噩的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了对现代化模式的自觉选择,但是却走上一条疏离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歧途;以四五运动为起点,逐渐放弃了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错误路线,开始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回归。我们首先给出结论,然后再展开论证。
 
  以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为标志,源于欧洲的世界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发生了正面的接触。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仍然没有警醒。蒋廷黻说:“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了从自强运动以来中国人在现代化问题上从浑浑噩噩到逐渐觉悟的三期过程。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是其代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那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胡适等新近回国的留学生。
 
  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期觉悟的标志,就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崛起,意味着浑浑噩噩的现代化阶段的终结。尽管从自强运动、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思想逐步启蒙,现代化逐步加速和深化的过程,但方向并没有大的摇摆。胡适在1933年指出:“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现代化航向出现严重偏离,始于五四运动。从1918年11月北京各界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到1919年5月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抗议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于山东问题的决定,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倾向性在半年时间里就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我们把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第一阶段的终结,而把五四运动作为第二阶段的开端,显然是把它们视为两个不同的运动。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常常把这二者混为一谈。依照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的定义:“五四运动”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但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吕实强指出:“五四一辞,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大致已肯定包括两项含义:一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青年学生反日游行示威请愿,以及其前后各地与其有关的爱国运动;一为在此一爱国运动前后若干知识分子所提倡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但我个人仍然觉得,上述两项含义,虽然互相影响且有相互关联之处,但却各有其特质,似不宜视为是一个运动的同体而两面。新文化运动诚然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五四的爱国运动也助长加速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五四的爱国运动既并非是因新文化运动而产生,新文化运动也并非靠五四的爱国运动而方能完成其洪波巨流。”而胡适则连两个运动之间的“相互关联”也不愿意承认,他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毛泽东也斩断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精神联系,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本文所说的五四运动,均是指胡适所反对而毛泽东所赞美的狭义的五四运动,而不是周策纵和彭明笔下的广义的“五四运动”。

清明时节话“四五”:运动、联盟、共识


清明时节话“四五”:运动、联盟、共识
陈子明

本文首先引入三个新概念:“广义四五运动”、“四五联盟”与“四五共识”。最后讨论“四五一代”的历史责任与宿命。
“广义四五运动”(1976-1981)
“广义四五运动”包括了“狭义四五运动”和“后四五运动”。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也有着共同的特征:以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方式来表达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狭义“四五运动”,即1976年清明前后,在北京和全国许多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其实质是反对“秦皇”(当时的一首匿名诗写道:“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及其路线、政策。毛泽东看穿了这一点,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为其平反,“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前一天发表的 《人民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称之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

“后四五运动”是四五运动之后一系列群众运动的统称。包括1977年1月、4月要求为四五运动和邓小平平反的群众示威活动,1978—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1978—1981年的民办刊物运动,1980—1981年的高校竞选运动等。“后四五运动”从总体上说,是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但也有反对新“秦皇”的政治指向。1976年“十月政变”后,出现了对华国锋的新造神运动,而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又鼓吹“凡是论”,与毛泽东路线藕断丝连。民间和官僚队伍中有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和警惕。因此,中共中央的高层人士曾经高度评价“后四五运动”。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邓小平随后也对外国记者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人民有自由”;“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

邓小平掌握党内实权和华国锋辞去党主席,导致中共高层变了脸。1979年春,当局逮捕了少数民主墙活动人士(魏京生、任畹町等);1979年底,彻底取缔了民主墙;1981年1月,邓小平提议取消宪法第45条关于“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规定;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拘留、逮捕、审判了徐文立、王希哲等上千名青年政治活动人士;与此同时,差一点就公开宣布高校竞选运动是“建国以来第三次青年反党运动”。从此,“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这一类的说法就在官方媒体上销声匿迹了。
“四五联盟”:从蜜月到破裂
“狭义四五运动”最终导致了“十月政变”,“后四五运动”也曾经红火一时。虽然“广义四五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大多是青年人,但是在他们背后,有一个广泛的社会政治联盟在支撑。这就是由民众的主流和官僚队伍的主流所共同组成的“四五联盟”。

这个联盟曾经有过共同的敌人,也曾经有过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敌人就是独裁、专制的“秦皇”。四五运动之前的中国形势,可以概括为:民不聊生,官不聊生。

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亲自挂帅开展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此后二十年,中国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恩格尔系数不降反升,城市化停滞倒退,2000万职工“下放”,1700万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农村大多数地方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几亿人在饥饿线上挣扎,西北贫困地区的大姑娘连一条裤子都没有,无法出门。不论城乡,每一个公民(乃至小孩子),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反革命”,被“杀关管”。

1949年以后,毛泽东一次次开展党内路线斗争,从高岗饶漱石,到彭德怀张闻天,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到“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昨天还是国家主席、元帅,今天就是“阶下囚”。他一次次地开展政治运动整各级干部,“三反”“肃反”、“反右倾”、“四清”,仅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就搞出了300万党内右倾分子。在“文革”中,毛泽东更是把整个官僚队伍翻炒了好几遍,邓小平两次打倒,林彪利用后再抛弃,“三副(总理)四帅”玩弄于掌心。

毛泽东利用官僚整民众,又利用民众整官僚。《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当人们识破这一点后,反过来促成了针对“皇权”的官民联盟。

“四五联盟”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是:要温饱,要安全,要现代化。在“皇权”之下,官僚没有安全感,民众也没有安全感。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官民一同拍手称快。中国的开放先于改革,在基辛格、尼克松访华后,民众通过电视,青年政治活跃人士通过内部发行的出版物,已经对于发达国家的现状有所了解。官僚通过出访,更是对发达国家赞不绝口,王震副总理访英时曾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四个现代化”成为四五运动的旗帜,意味着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扩大了,亟需排除障碍,奋起直追。

“四五运动”被否定、雪藏之后,“四五联盟”在一个时期内并没有完全破裂。原因有四。一是当局没有对“广义四五运动”的青年积极分子斩尽杀绝。譬如笔者所在的《北京之春》团体,历经四五运动、民主墙与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虽然被列入黑名单,但仍然保留着自由身,仍能参加1980年代的各种民间活动。二是当局在1981年封杀民间的政治自发性活动后,并没有全盘封杀民间的自发性、首创性活动。例如由民间发起的智囊团(农村组、莫干山会议、青年经济学会)、思想库(中国文化书院、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编委会(《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库》)、准民办报纸(《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等。三是体制内一批具有“人民性”的高中级干部对于体制外力量的扶植与宽容。例如强调新闻事业“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人民日报社长胡继伟,积极支持农村“包产到户”的农村政研室主任杜润生,提出“三宽”的中宣部长朱厚泽,自然还有两个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万里等人。四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两次鼓吹政治体制改革,人们对他还抱有希望。

“四五联盟”的彻底破裂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1989年“六四”镇压后,邓小平对社会力量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对党内具有“人民性”的干部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中国文化书院和《走向未来丛书》的代表包遵信、金观涛,《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文化:中国与世界》主编甘阳,《二十世纪文库》负责人李胜平,《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何家栋、副总编辑王军涛,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万润南,均在通缉、逮捕、判刑之列。体制内被清洗的有: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中的四人——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部级干部、中顾委委员鲍彤、胡继伟、杜润生等;局级干部严家其、陈一谘、张炜、吴稼祥等。邓小平由此证明,他是和毛泽东一样的暴君。从坦克上街这一点来说,他比毛泽东还要凶恶。
超越“四五共识”
本文所说的“四五共识”,是指“四五联盟”在“四五运动”时期的共同追求:温饱、安全、现代化。“四五共识”从外延来说是官民共识,从内涵来说是改革共识。

“四五联盟”破裂以后,“四五共识”还存在吗?有人认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有人认为,运动的镇压者有时候会成为运动遗嘱的执行人,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就是在执行1980年代的两大共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之一,经济市场化最终会导致政治民主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后一种说法(例如李泽厚)占了上风。但是到了最近几年,这种说法开始销声匿迹了。因为二十年的实践证明,片面的、局部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使中国接近“高度民主、高度文明”(胡耀邦语)的目标,反而凝固成为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语)、“资本-官家主义”(吴思语)的“后极权社会”(李慎之语)、“断裂社会”(孙立平语)。

在2012年12月1日天泽所与“共识网”召开的“重启共识”座谈会上,与会者都认为,现在最要紧的不是左右共识,而是官民共识。此后不久,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也呼吁“凝聚共识”。由此可见,官民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因而需要“重启”“凝聚”,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民间知识分子和官家都在讲“共识”,他们说的是同一种共识吗?

官家所鼓吹的是经过扭曲的“四五共识”。所谓“小康”,无非是从消费主义的角度对“温饱”的升级版。国民生产总值赶超美国,仍然是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待现代化。他们现在所说的“安全”,与四五运动时期官民共同追求的政治平安(罗斯福所谓“免除恐惧的自由”),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他们重新回到列宁、毛泽东、陈云的“帝国主义论”,因为感到“特色中国”在“民主世界”中不安全;他们把“维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因为感到“党国”面临“维权”与“革命”的威胁。

“四五共识”带有三十多年前笼罩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已经被时代的发展所超越。现在的中国民众,追求的是一种普世价值,他们最需要的是自由、公正、尊严。中国人至今还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生育自由。中国人面对特权肆虐、两极分化的现实,强烈呼唤公正、平等。“后四五运动”提出以“第五个现代化”(魏京生语)来补充“四个现代化”,当时没能成为一种共识。现在,民众已经认识到:没有政治民主化,就不能摆脱“屁民”的命运,就不能享有“主人翁”的尊严,也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甚至不能像台湾、香港居民那样免签证去世界多数国家旅行。而中国人要实现这些普世价值,成为值得尊敬的“世界公民”,首先需要搭建一个“宪政平台”,实行大陆的政治民主化。

前面讲的是价值观,接下来讲利益关系。在毛时代,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皇家”(毛泽东和他身边的一个小圈子),同样感觉到受迫害、受欺骗的官僚和民众,比较容易结成反对“秦皇”的联盟。在邓时代,由于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分肥机制(特权离退休制度、领导人禅让制度、常委分赃制度等),中国成为党官僚的天堂(这是空前绝后的“中国特色”)。重建官民联盟和凝聚官民共识的前提是,必须有一批具有“人民性”的官僚从既得利益集团中分化出来。

我在2012年初发表的《从“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话语与思想史片论》一文中指出:为什么在“改革”三十年后,要用“革政”来取而代之?因为社会现实要求我们必须突破“邓氏改革”的底线——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及其核心——“党国体制”。现阶段中国革政的基本目标是“废除党国,回归民国”。在确定革政目标后,手段和途径可以是多样化的,要因人、因时、因势而定。最理想的方式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蒋经国的“解严转型”,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革命”。笔者注意到,李克强担任总理后,在记者见面会上使用了“自我革命”一语。然而,仅仅有“自我革命的精神”是不够的,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切实行动。

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的决心与行动,首先应当体现在全面落实1989年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赵紫阳提出并得到乔石和万里支持的六条:1. 就反腐败、反官倒问题,由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务院的专门汇报,审议时邀请各界人士旁听,审计结果通过新闻媒介予以公布。如果人大常委会认为有必要,还可根据宪法规定成立调查委员会进一步调查。2. 公布中央和国家机关现任正部级以上干部的身世、经历,并允许新闻界采访报道以上人员的生活。3.抓紧制订并公开现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制度,取消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供应。4.由国家监察部的人民举报中心,直接受理涉及省、部级以上干部亲属问题的举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有关人士,对举报中心的立案和销案工作进行监督。 5.抓紧制定《新闻法》,争取年内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在《新闻法》通过公布之前,对新闻的管理尺度应适当放宽,保证新闻机构在宪法规定的原则下进行客观报道的权力,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6.人大常委会制定《游行集会法》,使宪法规定的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如果说这几条还嫌多,那么当前万众瞩目的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可以作为检验新领导人是否愿意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的试金石。
“四五一代”的历史责任

“四五一代”这个概念,由刘小枫在1980年代提出,后来又由已故何家栋先生和笔者多次加以阐发,并提出了“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八九一代”的代际划分(这里缺失了“五一九一代”,即1957年5月从北京大学扩散到全国各大院校的“五一九运动”的参与者)。“四五一代”大致包括“45后”到“65后”,其主体是“50后”。

我的朋友,“八九一代”、“70后”的陈永苗,近年来多次撰文抨击“四五一代”。我作为“四五一代”的一员,一直未予表态,据我所知,也没有其他“四五一代”表过态。在此,我想作出一个回应。“四五一代”目前仍然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还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四五一代”过去是“四五共识”的主要载体,如果他们的思想没有进步,仍然死抱着“四五共识”不放,那么他们的的确确就是没有出息的一代。然而,最早超越和扬弃“四五共识”,提出用“宪政”取代“改革”的,也正是“四五一代”。现在中国学界、商界、政界持牛耳者,均为“四五一代”,从生理上说,他们还有三十年寿数,从政治上说,他们只有十几年的机会了。时不我待,如果“四五一代”不能使民主化转型破局,那么“自我革命”这条路径就会封闭;那么就只有靠下一代人在社会溃败、腐烂到极点后,重新再造一个“新中国”了。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相信中国文明的生命力,相信人类全球化的历史合力。
五柳村2013年4月10日收到

2013年7月12日星期五

孫文廣:四五運動的經驗教訓


——紀念四五運動29週年
1976年周恩來去世,民眾借悼念總理,表達對現實的不滿,悲情化為力量,形成了百萬人的抗爭運動,民眾奮力爭取自由權利,為以後的「四人幫」垮臺,也為八十年代的改革打下了基礎,四五運動值得我們紀念,值得我們從中吸取經驗與教訓。
**歷史的背景**
1976年元月8日,當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去世,林彪去世後他就是中國的第二號人物。五十年代毛澤東說周恩來在反冒進中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晚年周反對極左,遭毛批評。周恩來雖然長期追隨毛澤東,但是他常給人一種溫和務實的感覺。
當時經過十年「文革」,經濟臨近崩潰邊緣,人們對「文革」中的階級鬥爭、極左的路線 深為不滿,普遍對周恩來感到比較親切。
很多共產黨的幹部,包括一些高層的幹部,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失去權勢,也都耿耿於懷,懷念周恩來。
**化悲哀為力量,民怨爆發**
十多年來積累下來的民怨,終於在周恩來去世後表現出來,因為周逝世適逢嚴寒天氣,再加周恩來病情一直被封鎖,民眾對周的逝世感到很突然。所以在一月份反應並不特別強烈。
但是到了當年的清明節(4月4日)之前,人們在悲痛之餘,想起來要認真地悼念周總理,這既是寄托哀思,也是表達對當權者,對高層極左派的不滿。
清明節之前從三月底開始,就有人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這個行動深得民心,因此規模越來越大,花圈越來越多,但只送花圈還不能充分表達人們對周的懷念和對四人幫的不滿,因此還寫了不少輓聯和祭文等。當時在英雄紀念碑前,在地下,甚至在小樹林中都張貼了很多小字報、大字報,內容多是詩詞在紀念碑前後,形成了詩詞的海洋。粉碎「四人幫」之後,有人將這些詩詞編輯成兩大本《天安門革命詩文選》,竟有1000餘頁。
由於獻花圈者日眾,引起當權者的恐慌,屢次下令禁止,但越下令禁止,群眾越是要送,而且花圈越來越好,越來越大,到後來的花圈,有用不銹鋼做成的,有些花圈直徑達數公尺,分開幾部卡車送到廣場上才焊接起來,看來這些行動有各單位領導幹部的支持。因為詩文太多,以後就掛在紀念碑旁邊的小松林裡,但是圍觀者甚眾,不但看,還要抄,人群擁擠在那裡看不清楚,於是就有熱心人朗讀,其他人在邊上記錄。形成一個非常熱烈的場面。
**壓制悼念,群情憤怒**
周恩來逝世後,當權者極力壓制和破壞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下達禁令:不准帶黑紗,不准佩白花,不准設靈堂,不准送花圈。他們還要求《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不組織對悼念周恩來活動的報道。

當阻止送花圈無效,當權者又夜裡派人,出動卡車把花圈運走。到四月四日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花圈也更多。為了防止花圈在夜裡被人偷走,有的單位在夜裡留人值守,但就在那天半夜裡,當局的指使,出動幾百部卡車,把花圈連同守護花圈的人全部拉走。
四月五日,各單位發現花圈和人都失蹤了,於是群情洶湧,奔向天安門廣場,奔向解放軍營房,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在他們提出的要求被拒絕後,群眾怒不可遏,出現了一些過激行為。
**當權者的鎮壓**

1976年的「四五運動」,在天安門廣場聚集了大量的民眾,最多時達到了一百萬人。
這場運動從表面上看是悼念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建國27年來,最大的一次不受毛澤東領導的自發的反對運動。這場運動蘊涵著對「文革」對毛澤東的不滿。
這場運動,當時震動國內外。也是1949年後,對老謀深算、身經百戰的毛澤東的一場空前的挑戰。毛澤東以他的果斷狠毒,立即將天安門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從四月五日深夜開始,派大批民兵到天安門廣場抓人。
但是毛澤東當時沒下令開槍。
很多人被逮捕,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連外地到北京去的人來不及離開廣場的人也都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押回原地批鬥!
**四五事件影響深遠**
四五事件是一次重大的民意表達,表達了人們對「四人幫」的不滿,對「文革」、對毛澤東、對中共極左派極左政策的不滿。
「四五」是長期中共積累下來的受到壓抑的民怨的一種集中的爆發。
四五運動像一束閃電,使人們在黑夜中,看到了周圍的現實,和民怨,也鼓舞了中共高層的開明派。
在當年,「四五」之後不到半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了,又過了不到一個月「四人幫」就被抓了起來。
「四五運動」為1976年10月抓捕 「四人幫」打下了基礎,「四人幫」的垮臺,開啟了中國思想解放之門,使很多冤案的平反、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成為可能,使得中共能在1981年公開承認了大躍進和「文革」的錯誤。
在極權統治之下,不可能存在一個強大的, 有嚴密紀律的反對派組織。但是強權者的倒行逆施,會不斷積累民怨,當民怨集中到一定程度,民意的充分表達,就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當民間怨聲載道,民意又能以合適的形式,包括送花圈,寫小字報、請願、示威等方式表達出來,造成巨大聲勢的時候,在領導集團的高層,就會出現分化,有些人會順應民意,伺機發動必要的變革。「四五運動」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四五運動的意義絕對不能低估。
** 「四五運動」合情合理合法**
1976年的「四五運動」,所以形成那麼大的規模和影響,是因為,當時的行動,合情、合理、合法。能夠號召廣大民眾參加,有些口號如:「悼念總理」,「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等,能獲得多數人的同情。
國家總理去世了,多數人感到他為人比較溫和,不是只講階級鬥爭,主張抓經濟,整頓秩序。到了晚年, 又被「批周公」(當時的口後是「批林批孔批周公」)他在晚年很多主張表達了民眾的心情。人們對他同情,他去世後,人們悼念合乎一般的人情。
周恩來去世時已經擔任了27年的國家總理,常言道: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周去世,中共中央通過的悼詞中,仍然稱他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悼念「革命家」有什麼錯?清明節是悼念先烈的日子,悼念周總理送個花圈,從道理上說沒有錯,
悼念周恩來也合乎憲法精神,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人們當然也有發表悼文的自由。
當時的憲法中還規定,公民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於是在天安門廣場貼大字報、小字報,發表演講都被參加者認為是合法的行為。
**大眾參與的運動**
四五運動時,天安門廣場一度聚集上百萬人,他們不但看花圈、看文章、聽演講,而且到後來很多人親自動手寫標語,寫短文,寫詩填詞,這些都用「手抄本」發表。因為文章太長,寫起來要花很多時間,所以人們就採用快速、方便的方式、寫短文,寫詩填詞。
於是在四五之前,在英雄紀念碑前,形成了詩詞的海洋,花圈詩詞、悼文的海洋,當時電腦還沒有進入個人家庭,打印是件極困難的事,幾乎所有文字都是手抄。
當時,在場的人,不但自己寫自己看,而且還抄了作品回去傳閱,一幅大眾參與的熱鬧景象。
**四五運動的教訓**
「四五運動」,是一種正義的行動。在「文革」之中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但也有教訓。
首先是不要有過激的行為,如送到天安門廣場的花圈被人收走,又受到訓斥時,有人按捺不住,倚仗著人多勢眾動手打了人,甚至把抓到的人拉到紀念碑前罰跪。有人的還放火燒了廣播車。這些過火的行為,都為當局以後定為「反革命事件」,誇大渲染提供了所謂的「罪證」。
其次是在當時條件下,有的文章中出現了一些過激和過頭的內容(現在看來也並不過分)
開始時,人們只是悼念總理,後來有些人出來挑逗,罵周恩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於是悼念者就罵「四人幫」(其中王洪文是中共副主席,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其他兩位是政治局委員)
因為罵「四人幫」還解決不了問題,於是有人就含沙射影指向毛澤東。說毛澤東是當代秦始皇,現在看來,話雖不錯,但在當時卻是犯了大忌。那時毛澤東是中國一號人物,被稱為偉大領袖、統帥、導師、舵手。
文革中有個「公安六條」 明確規定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反革命。根據這個「六條」,「文革」不知殺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
現在,總結教訓:在中國特殊的強權底下表達民意,必須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要「君子動口不動手」,動口也要講分寸,不能過分,打擊的目標不要過大,要力所能及,過激的行動和文字,會為當權者留下把柄,可能成為,定性「反革命事件」和判處重刑的依據,過激的行動和文字,也會嚇跑一些人,一定要避免。
當時是絕對不能反毛澤東的。為了保護自己,為了給自己塗上保護色,當時喊幾句擁護毛澤東的口號都是可以的。

四五運動之後六個月,抓捕「四人幫」總策劃者是曾經擔任過總參謀長的葉劍英,他當時採用的策略就是高舉毛主席偉大旗幟,只抓「四人幫」。結果是團結了很多人,在沒有死人的情況下,平穩的解決了問題,使苦難中國由此邁出了前進的一步,這是我們應該的學習的策略。
如果在「四五運動」(或「六四運動」中),我們如果能注意策略,根據條件,審時度勢,勿急勿躁,注意用非暴力和平方式,我們的損失可能會更小一些。

2005年3月30日於山東大學

2013年7月11日星期四

刘传新:报告有关四五运动的一些情况


(该报告人刘传新于当年底畏罪自杀)
    刘传新,文革中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文革初期,协同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诬陷迫害大批知名人士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谢富治的授意下,残酷迫害冯基平、邢相生等原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同年5月18日,自杀身亡。
      关于天安门事件,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首都体育馆作过一个题为《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报告。报告人虽然站在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但读一下这个报告,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天安门事件的真实情况还是很有帮助的,现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如下: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市委统一部署指挥,依靠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紧密配合,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支持,迅速粉碎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及时作出了两项英明决议,由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为了使大家了解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彻底追查反革命,现在把有关情况分作五个问题,向同志们作个汇报。
 
  第一个问题,阶级敌人是如何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疯狂表演的。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暴乱,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大暴露,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大表演。
 
  这一事件是全国解放以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其严重性在于: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门广场,三是又烧又打。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疯狂表演,采取了反革命的两手,从三月底开始,到四月五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发展的过程看,大体有三步:
 
  第一步,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敌人进攻的方式是比较隐晦的。他们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含沙射影地诽谤中央领导同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三月三十日上午,北京市机械配件公司宣传干部曹志杰等人,盗用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名义,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份所谓“悼词”,别有用心地叫嚷要“披荆斩棘”,“血战到底”,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些反革命分子如获至宝,用打电话、写信、传抄、围观等各种方式,大肆渲染,无耻吹捧。当天,还有一个坏家伙,采用念“悼词”的手法,当众造谣说“中央有人反对总理”,进行反革命煽动。接着,写影射攻击的“悼词”、“祭文”、“挽联”等情况大量出现。
 
  四月二日上午,中国科学院一0九厂常存玉、宋胜均等人,到纪念碑送了四块近一尺宽、六尺高的反动大诗牌,用铁丝绑在纪念碑座的最高处。上面别有用心地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制造反革命舆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首反动诗第三句中的“倘若”二字,原来写的是“既出”,他们觉得太露骨了,又把它改为“倘若”二字。这四块反动诗牌,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当即有人质问:“你们写的是什么意思?!”他们作贼心虚,吱吱吾吾地回答:“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反革命分子对这四块反动诗牌也极力吹捧,有的还谱成歌曲,在广场教唱,大肆传播。
 
  这四块反动诗牌在广场纪念碑一摆出来,什么“白骨精”、“闪鬼影”,“擒妖魔”、“斩鬼怪”、“挥刺刀”、“剑出鞘”之娄杀气腾腾的反动叫嚣,顿时增多。一篇署名“薛战”(实际是“血战”)的反动誓词中写道:“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把刺刀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也把自己的头颅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是一定胜利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再来到纪念碑前,用敌人的头来祭您。”听!这不是阶级敌人在磨刀霍霍吗?
 
  那些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摇唇鼓舌的反动文人、跳梁小丑,也跑了出来,.大加表演。什么“呜呼噫兮悲夫哀哉扫墓有感”啦,什么“野心家祸国殃民生不如死”啦,什么“有人阴谋杀害周总理,西伯利亚的严寒挣扎不了很久啦”等反动诗词,纷纷出笼。有个冒充“红卫兵”的反革命分子,写了一首打油诗,攻击什么“北大不大中华大,清华不清八亿清,斩尽妖魔祭英灵,自有革命后来人”。这首打油诗与悼念周总理毫不相干。谁都知道,清华、北大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亲手培养的光辉典型,他们攻击清华、北大,实际上就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有个反动家伙,在一篇所谓“墓前抒怀”的《七律》中,极力发泄反革命仇恨,写道:“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夜半妖星寒气重,关山座座锁清明。”这首反动诗的矛头所向,不是也明明白白吗!
 
  第二步,也就是四月三、四两日,阶级敌人感到再用隐晦的手法已经不够劲了,便抛去伪装,撕掉面纱,明目张胆地书写反革命诗词,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发表反革命演说,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嚣什么“秦皇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极端恶毒地咒骂“善始无终君主多,伟业败绩一身合”。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是什么“阴谋家”、“野心家”,叫喊“骨灰未寒妖风起,吠日恶犬狂叫急”,“赫鬼再演红场戏,擒来奋斩祭周公”。反动气焰,令人发指。
 
  同时,他们公然无耻吹捧邓小平,为邓小平涂脂抹粉,鸣冤叫屈。说邓小平上台后是什么“面貌大改观,领导下基层,抓纲又抓线,任务明确方向对,很短时间卫星上了天。”还说什么“老革命,老革命,可怜大权旁落去,到头来落得个走资派、牛鬼蛇神。”
 
  总政管理局电工、反革命分子赵清芳,冒充清华工农兵学员,一手拿着白花,一手拿着反革命传单,造谣煽动说:“就是这样一朵小白花,他们也不让我们拿出校园,就是这朵小白花,也不让我们扎啊!我们只能到校外扎成这朵平常的、普通的白花,把我们全部的爱,金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之中”。请看,这个家伙多么卑鄙无耻,竟然栽赃诬陷,这哪里是在悼念周总理,分明是在搞反革命煽动。就是这个反动家伙,还在反动传单上连写三句“敬爱的周总理,您是能理解我们的”,简直是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极大侮辱,真是反动透顶。还有的反革命分子冒充“梁效”、“任明”等名义,写诗作词,甚至手捧所谓“血书”,声嘶力竭地进行反革命煽动。
 
  有些反革命分子,混杂在人群当中,上窜下跳,鬼哭狼嚎。有的围着念反动诗词的家伙,拍手狂叫:“好!好!用记录速度,再来三遍!”有的狂叫:“谁反对周总理就把他们揪出来,在纪念碑前绞死他们!”“挖他的心,尝他的肉”。有的拿着录音机,进行录音。广播事业局有个家伙,连续四天去广场,专录反动演说,还挑选最反动的诗词,自念白录。还有些家伙,专门拍摄反革命的镜头。他们狂妄地说:要把这些所谓“史无前例的盛况”,作为“历史的一页”记载下来,以便扩大反革命影响。但是,今天已经变成了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有力罪证。
 
  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出现在纪念碑周围的各种反革命毒草就有四百多起,其中有一半是四号一天抛出来的。这里面,有反动诗词、传单、标语,有反动散文、快板、顺口溜,有反动呼吁书、倡议书、誓词,有反动歌曲,还有反动政治笑话。真是形形色色,乌七八糟,无奇不有。突出的是书写反动诗词,占全部反革命毒草的百分之七十八。有旧体诗词,有新体诗,还有文字游戏的宝塔诗。旧体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旧体词有《清平乐》、《满江红》、《忆秦娥》、《抛球乐》、《诉衷情》、《江城子》、《十六字令》、《西江月》、《卜算子》、《石州慢》等二十六个词牌。他们利用这些形式大作反革命文章,可算是用尽了反革命的心机,耍尽了反革命的伎俩。有个反革命分子,经过精心琢磨,炮制了所谓“四绝字头”的反动诗,共十六句,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就是:“怀念总理,良弓不离,誓除魔患,神州称奇。”真是绞尽了脑汁。
 
  有些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分子,也把魔爪仲向天安门广场。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毒草,无论是含义情调、引用典故,还是表现手法,都是煞费苦心的。有个反革命分子用《石州慢》这个词牌作词,发泄反革命仇恨,恶毒攻击什么“朝堂尽鼠辈,奸权横操同室戈”。用《石州慢》这个词牌是什么意思呢7,这里边也大有文章。据说,北宋有个叫张元干的,作过朝廷命官,他因为秦桧当国,不愿和奸佞同朝,弃官而去。后来惯用《石州慢》这个词牌作词,发泄对当时的统治的悲愤。今天,反革命分子选用这个词牌作文章,显然是把自己比作张元干,借以发泄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根.,用心十分险恶。湖南省桃江县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家伙,挖空心思地用人物画组成一幅反动对联,让人专门带到北京,贴到天安门广场,蓄意诽谤中央领导同志,手段极其恶毒。
 
  第三步,就是五号这—天,一小摄反革命分子,不但继续使用大造反革命舆论的这一手,叉施展了反革命暴力的一手。他们在三、四两日遭到打击之后,狗急跳墙,凶相毕露,又烧又打,又抢又砸,甚至冲击人民大会堂,威逼警卫战士降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反革命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拿打来说,他们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警卫战士,打革命群众,像地主“还乡团”一样,穷凶极恶。被他们打伤的,就有二百七十五人之多。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有的眼睛被打肿,腿被打骨折,鼻梁骨被打断,有的耳朵被撕裂。对交通广播车上的宣传员、救火的消防战士,他们也不放过,围攻殴打。过路的群众说了几句义愤的话,也惨遭毒手。他们不仅打中国人,还围攻殴打外国人,蓄意制造国际事端.被打的外国人就有五名之多。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田索竹彦,被他们打得满脸是血,两架照相机和钱包、证件都被抢走。在这些行凶作恶的亡命徒中,就有姚登山的儿子姚健,他也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怀里揣着反革命传单,窜到天安门广场,大打出手,煽动一伙人,殴打公安人员,狂叫“打便衣”,“打密探”,“打死他!打死他!”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
    他们烧了一些什么呢?烧毁汽车四辆,砸毁宣传车、救火车各一辆,烧毁自行车近百辆。他们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放火,把营房里的大量家俱、衣物扔进火堆。甚至扬言要“火烧天安门城楼”。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坏事,但也变成了好事。暴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使人们擦亮了眼睛,进一步认清了邓小平的反动本质,彻底戳穿了敌人所谓“悼念总理”的大骗局。
 
  第二个问题,我们是怎样同这伙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
 
  大家都知道,清明扫墓是个旧习惯,早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就要求破除,市委根据群众的意见,曾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清明时不再进行扫墓活动,经周总理亲自批示,中央批准,并在全市进行过工作。今年清明节周总理逝世不久,广大群众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进行悼念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阶级敌人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蓄意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进行斗争。
 
  怎样进行斗争的呢?总的说来,敌人有个暴露的过程,我们也有个认识的过程,只能根据当时情况的发展,遵照中央的指示,采取相应的对策。大体做法是:
 
  第一,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认真做好工作。三月三十日,在广场上出现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影射攻击以后,市委立即对敌人的动向进行了分析研究,四月一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号召全市人民提高警惕,严防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四月二日,传达了中央处理南京政治事件的电话通知,戳穿了敌人的阴谋。经过工作,绝大多数单位和群众,提高了认识,看出了“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顶住了这股反革命逆流,没有受骗上当。有些原来要做花圈,送花圈的群众,就不做,不送了。这样,不但孤立了敌人,也为后来的反击,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统一部署指挥,密切掌握敌人的动向。这次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群众怀念周总理的心情,混杂在群众中,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作掩护。根据这种情况,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紧紧抓住战机:揭露和打击故人。但当时民兵、民警也不能公开出面,维护广场秩序,如果那样做,就会使敌人的活动合法化,在客观上起到支持故人的作用。为此,在市委领导下,组织了统一的指挥部,抽调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在现场分片包干,隐蔽进行观察,把阶级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起来,为开展反击做好行动上的准备。
 
  第三,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就地揭露和打击敌人。三、四两曰,敌人已经充分暴露,我们当即采取措施,给以迎头痛击。一是依靠群众,当场揭露批驳:二是盯住敌人,相机扭获;三是现场取证,抓紧查获;四是对出现的反动诗词标语,当日除掉。在这几天中,共获取实物罪证二百多件,把干得最凶的抓了几十个,及时打击了敌人。
 
  第四,移走花圈,不给阶级敌人继续活动的场所。四日清明一过,就连夜把花圈全部移出天安门广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说,天安门事件是由于对花圈处理不当而引起的。事实很清楚,五号以前敌人活动那么猖狂,花圈并没有移走嘛!那么,清明已过,花圈如果还不移走,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不是等于纵容、支持敌人继续搞反革命活动吗!毛主席早就指出:“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对这伙反革命暴徒,并不存在刺激不刺激的问题,他们为了搞反革命暴乱,总是要制造各种借口的。
 
  第五,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展开反击。在三、四两日,敌人遭到打击后,到了五日,这帮家伙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无遗。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断然措施,进行反击。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坚决实行镇压。当时,在天安门广场聚集有十来万人,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是受蒙骗的,搞反革命活动的只是少教。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打乱仗,伤害群众;又不能畏首畏尾,不敢下手。为了把大多数群众与一小撮坏人分开,吴德同志在下午六点半发表了广播讲话,明确指出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戳穿敌人的阴谋,号召群众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骗上当。大多数群众听到讲话就立即离开了。当好人坏人大体分清以后,市委一声令下,五万名严阵以待的首都工人民兵,手拿自卫木棒,浩浩荡荡地开进天安门广场,顿时士气大振。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密切配合下,把继续在广场负隅顽抗的二百多个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嫌疑分子团团围住,隔离开来,进行审查。这伙猖獗一时的坏蛋,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充分暴露了阶级敌人的虚弱本质。广大人民群众对首都工人民兵的反击拍手称快,连声称赞:好!好!好!
 
  第三个问题,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怎样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起来的?
 
  第一,大造反革命舆论,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思想基础。早在去年七、八、九月,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社会上谣言四起时,这伙反革命就与邓小平一唱一合,紧密呼应,煽阴风、点鬼火,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造谣诽谤中央有什么“老派”、“新派”,“温和派”、“激进派”。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和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制造所谓“总理遗言”,胡说什么“批邓就是反周总理”,妄图制造混乱,扭转批邓的大方向。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最猖狂的,就是那些散布谣言最凶的家伙。反革命政治谣言泛滥的单位,群众思想混乱,批邓就批不起来,坏人活动嚣张,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也跳得最高,干得最凶。
 
  他们无耻地吹捧邓小平,为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大造舆论准备。当去年邓小平大刮吉倾翻案风时,这些家伙就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认为只有邓小平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胡说什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拼命顽抗,诬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什么“天骤变,乌云布,起阴风”、“突如其来”,“争权夺利”;攻击批邓是什么“无端弄笔出诽言”,“用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以反倒退的名义搞倒退”,“是把老干部打下去的信号”等等。他们竭力为邓小平辩护,胡说什么“搞阶级斗争阻碍生产的发展”,“抓不住老鼠的猫能是好猫吗?”说邓小平被批判是“遭了暗算”、“坐以待毙”。有个反革命分子竟疯狂叫嚣说,他要是邓小平的秘书,就要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散布邓小平是什么“党政军全拿得起来的唯一的人”,“当然的接班人”,还造谣说,邓是周总理“提议的总理接班人”。直到天安门广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妄想“对中央施加压力”,“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
 
  他们恶毒攻击大好形势,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用林贼《“571工程”纪要》中的恶毒语言,攻击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是什么“政局不稳”,“经济搞得乱七八糟”。还诬蔑现在是什么“山河变色,虎狼猖獗”,“五洲峰峦暗,环宇竟哀鸣”,是什么“风雨飘摇水火深,四方黎民不安生”。煽动“有志不如趁势”,要“在这急风暴雨到来的时刻”充当“英雄”,要“不怕风险,不怕杀头”,用“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亡命精神”,“大干一场”。
 
  他们还为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暴乱直接制造舆论,别有用心地进行反革命煽动。散布什么“周总理逝世时悼念活动受到了限制,群众的意志没表达出来”。公然叫嚣到清明节“要用花圈表达出人民的意志,有热闹可看”。在清明节前夕,他们大肆传播所谓“总理遗言”,故意歪曲南京事件真相,造谣说“南京有几十万人上街示威”,“全国已经乱起来了”,胡说中央对南京事件“态度很软”。还造谣广州有人在大街上召开会议,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公安局也不敢抓人等等,为制造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
 
  第二,组织上早就互相串联,结成了帮伙。
 
  在天安门广场跳得最高,干得最凶的,台前幕后都有一帮子人,已经查明的就有几十伙,少者四、五人,多者几十人。从初步调查的情况看,他们搞组织串联,大体有以下集中情况:
 
  一是策划于秘室,搞“裴多芬俱乐部”,早已结成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分子徐漓,在去年就与本单位的一些人结成同伙,经常在一起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从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四日,他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宣传,并精心策划在厂内贴出十八条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嚣什么“誓与党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策应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还供认,阴谋搞四○火箭筒,伏击红旗牌轿车,对中央负责同志下毒手。
 
  一种是早就纠集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又乘机扩充或建立新的反革命组织,打出所谓“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全国罢工委员会”“临时造反委员会”“杀妖战斗队”等旗号,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网罗党羽。反革命分子侯玉良,从今年一月开始,就搞反革命串联,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又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反革命组织,采取特务手段,规定联络暗语,建立单线联系,炮制反动地下刊物《大众报》。先后网罗几十人像林彪的小舰队一样,开列了名单,划分为骨干、可靠和不可靠三类。四月五日早晨,侯玉良一伙在纪念碑周围贴出“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通知”,发表反革命演讲,用半导体话筒声嘶力竭地叫嚷“火烧得越旺越好”,带头指挥冲击人民大会堂,还组织了五名所谓“谈判代表”,侯玉良自命为“首席代表”,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后,他们又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转入地下,侯玉良与同伙总结三条“失败的教训”:一是没有联合起来,二是大学生没有发动起来,三是没有一个像样的首领。还给同伙打气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什么“进军的第一炮”,是解放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力量,“妄图卷土重来”。
    一种是到外地搞反革命串联。炮制反动诗词、造谣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分子周忠铉,今年一月到桂林参加四机部召开的业务会议时,与上海、河北、广西、四川、贵阳、南京等省市一些工厂的十五、六个技术人员串通一气,传播了大量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周忠铉还和其中的五个人集体收听敌台广播,记录敌台伪造的所谓“总理遗言”。回京后保持联络,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种是外地的坏人来京搞反革命串联。吉林省劳改释放的坏分子李广德,三月二十日窜来北京与一内蒙来京的坏人王铎勾结在一起,串通了十六、七个所谓上访人员,从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接连召开了五次黑会,密谋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所谓“呼吁书”“告上访人员书”,叫嚣到北京“不是来烧香的是来拆庙的”,“贪官我也反,皇帝我也揪,不拆城隍庙,宁死不回头”,煽动要组织起来,到中南海静坐、绝食向中央施加压力,冲击中南海。
 
  第三,到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活动,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就拿第一个在纪念碑贴出影射攻击“悼词”的反革命分子曹志杰来说,早在三月十三日就纠集同伙,密谋策划,先后开了四次黑会,指定专人起草悼词。三月底写出悼词之后,他看了嫌太平淡,“没劲”,特意加上“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等影射攻击的反动词句。四月二日还到北大法律系进行煽动,遭到工农兵学员的驳斥,市总工会要他揭下反动悼词,他坚持不揭,后来看形势不妙,又私下对同伙说:“先退回来,等待时机以后再进攻”。
 
  在天安门广场猖狂表演的这伙反革命,幕后也大都有人煽风点火,出谋献策,在天安门广场用半导体话筒宣讲反动诗《今日在何方》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早就呕心沥血地炮制了反动诗词,并四处拉同伙,请军师。有个宣传部门的人为他写的诗反复琢磨,一边修改,一边赞赏,并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还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他的诗修改了三天,凡恶毒攻击的字眼,都用红笔划出来,肉麻地写道:“大作拜读,构思巧夺可取,感情真挚,有激情”,并为他献策说:“应写得含蓄一点,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让别人看得出来,又不能让别人抓住,望君注意”。还有个家伙为他出谋划策说,如果公安局把你抓住,你绝不能承认攻击中央的,因为你的诗从字面上怎么解释都可以。
 
  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闹得最凶的单位,大都有领导人纵容支持,直至亲自出马,中国科学院109厂送四块反动诗牌和花圈的活动,就是在某些领导人参加下精心策划的,他们早在一月底就酝酿清明节送花圈,二月买纸作准备,三月中旬制定了花圈图案,经某负责人批准制作,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反动诗牌做得越大、越醒目,越好”。他们一共做了四个花圈,两个给周总理,一个给陈毅同志,一个给杨开慧同志,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有一个家伙,在制作花圈的时候就说过:“准备被抓起来坐牢”。三月三十一日,他们还专门开会研究送反动诗牌“走那一条路影响最大”,确定绕道走“外地人多,外国人多”的王府井,路过北京饭店送往广场。四月一日,该厂一些领导人亲自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窥测形势,并抄录反动诗词,回去进行煽动。四月二日上午,这个厂的领导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设计了一个所谓批邓大会,会上只有一个人发言,接着煽动组织了三百多人,指定了正副总指挥,从工厂所在地德胜门外祁家豁子出发,用四辆汽车在头前开道,抬着花圈,举着诗牌,招摇过市,到北京饭店门前故意停留了五分钟,以便让外国人拍照,他们还指定专人把送反动诗牌的各种场面都一一拍成照片,蓄意扩大反革命影响。还有一些单位也有类似情况。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突出表现,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疯狂反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挂帅人物。一小撮阶级敌人胆敢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制造反草命暴乱,就是因为有邓小平在那里挂帅,给他们撑腰。
 
  大量事实充分证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完金是邓小平一手挑起来的。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一旦大权在握,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党发起全面进攻,拚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妖风,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一举,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纷纷聚集在这面黑旗下,亦步亦趋,紧密呼应。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叫嚷什么:“春天来了,空气新鲜,精神爽快”,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光明路线”,争当吹鼓手、马前卒。邓小平大造反革命舆论,争夺“思想阵地”,带头制造政治谣言;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拼命摇旗呐喊,为其篡党夺权做舆论准备。邓小平大叫“各方面,问题都很严重”,“积重难返”,一再部署要“全面整顿”;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鹦鹉学舌,大肆叫嚷各方面问题“日久积年”,“不下重药,恐难收效”,必须“大刀阔斧”,“改弦更张”。邓小平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修正主义口号;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邓小平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胡说什么“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要“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打倒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所有这些,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完全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的必然恶果。
 
  大量事实还充分证明,邓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复辟愿望;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暴乱的这伙反革命分子,就是邓小平反革命复辟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让我们剖析一下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被抓获的都是些什么人物,就看的更清楚了。
 
  一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切齿痛恨。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兴高采烈,得意忘形。邓小平受到批判,他们兔死狐悲,狂叫要“豁出去”,要用“希特勒的胆量和冒险精神”,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有一个老子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人,在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几乎全家出动,东窜西跳:这个家伙拿着半导体喇叭,站在广场纪念碑的台阶上,声嘶力竭地朗读他自己写的反动诗,他妹妹、未婚妹夫和姐夫在一旁观战,他哥哥在一旁给他拍照、打气,不断叫好,煽动他“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如,搞反革命组织的齐国治,文化大革命中是混进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因思想反动,搞打砸抢,被拘留审查近两年,一直怀恨在心。这次跑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串连,妄图成立“全国罢工委员会”,狂叫要“占领电台”,“左右中央”,“把邓小平抬出来”。
 
  再一种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阻碍了这些人升宫发财、成名成家的道路,他们恨之入骨。有的就直言不讳地说,邓小平搞物质刺激,白专道路,扩大三大差别,“能给自己的家庭和个人带来好处”,可以“住上好房子,找个好工作”,在城市“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反革命分子周忠铉,早就幻想成名成家,一心盼着邓小平当权,说,“只有邓小平上台,才有出头之日”,还说什么“不管什么路线,只要能提高工资,提高生活水平,能成名成家就行”。对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十分反感。他除了进行反革命串连外,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还连夜书写五首题为《清明有感》的反动诗,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公然写出“东风无力”,“坑灰未冷”,“煎豆相煎“,“王莽篡权”的反动词句,恶毒地进行攻击。还有一个参加冲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营房的坏家伙,认为只有邓小平才重用象他父亲那样的“技术干部”,邓小平不垮台,他父亲“还有提拔的希望”,“自己也有出头之日”,因而希望天安门广场事件闹得越大越好。
 
  还有一种是受过打击,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有的本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有的是多次被关押的罪犯。他们唯恐无产阶级的天下不乱,早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又苦又涩”,“简直无法忍受”,“咬着牙根活着”。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本能地感到给自己带来了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在邓小平的身上,疼在他们心上。这些家伙反革命本性大发作,也跑到天安门广场推波助澜,趁火打劫。前边说的吉林的李广德,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家伙四十岁,十三岁就开始犯罪,曾被判刑两次,加刑一次,劳动教养一次,现在还戴着坏分子帽子。就是这样一个坏分子,也跑到北京来搞反革命串连,在天安门广场“大显身手”。再如,被开除党籍的蜕化变质分子姬传贤,四月四日纠集几个人到中山公园,策划成立什么“工农兵反修红旗兵团”,公然提出“取消阶级,不要成分,放出罪犯”的反革命口号。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反动阶级要实行复辟,总要推举他们的政治代表,作为他们的领袖和靠山。而反动阶级的代袭人物,必然要提出和推行一整套反动纲领和路线,作为“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把一切反动势力集合在这面黑旗之下。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按照邓小平的煽动,跟地主“还乡团”一样,又烧又打,疯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有的还直接向邓小平“上书”,献计献策,说什么“君若姑息,身必自危”,要邓小平“奋袂而起,登高而呼”,“组织起自己的人和他们干”。有的甚至狂叫“干柴已备,待点燃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自己比作“干柴”,把邓小平当作反革命邪火的“点燃者”,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后台和打手、主帅与喽罗的密切关系。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显,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必须进行到底。
 
  第五个问题,帝修反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
 
  这次,邓小平挑起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闹得最凶的时候,帝修反特别是苏修新沙皇,喜形于色,兴高采烈,认为他们所谓的“中国的健康力量”,这一回可要“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来了。克里姆林宫从四月七号到现在,一直忙个不停地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什么《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汽笛报》,还有“塔斯社”、“和平和进步广播电台”等等,又写文章,又发报道,又登照片,不遗余力地给邓小平撑腰打气,说什么邓小平的路线受到了“热情支持”,很多人“要求邓小平当总理”。过去,苏修新沙皇曾经寄希望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幻想都破灭了。这一回又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满以为就要成气候了。可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还没来得及鼓掌,这股反革命逆流就很快被粉碎了,邓小平也完蛋了。勃列日涅夫之流大为丧气,情不自禁地叫喊,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令人吃惊的”,是“感到失望的”。于是便歇斯底里大发作,叫嚷:“邓小平被撤职不是内战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五月十八日,苏修“塔斯社”这个造谣公司,瞪着眼睛说:“上月底,枪毙了一个天安门广场游行的参加者,十人游行者被法院判处了十年徒刑”,这是多么拙劣,多么卑鄙!苏修对天安门事件这么热心,一喜一惊,一捧一骂,无耻造谣,就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总是把赌注压在党内走资派身上,邓小平这一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也错误估计形势,欣喜若狂,兴风作浪。就连盘踞在台湾的政治僵尸蒋经国,也像扎了一针强心剂一样,有气无力地嚎叫起来。四月六号,也就是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第二天,蒋经国就急不可捺地在伪立法院会议上叫嚷,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什么“大陆同胞抗暴行动的新开始”,狂叫要给予“全力支持”,还提出所谓“特别预算”,“全力供给”。四月七号,蒋经国又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制定所谓“精神入党”办法,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叫嚷什么“大陆所有同胞不分地域,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信仰”,都可以“自动地成为中国国民党的精神党员”。台湾、香港的反动报刊、电台,也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动文章和广播,造谣诽谤,攻击诬蔑。狂叫“现在是反共的良好时机”,煽动要“发挥冒险犯难的精神,开展大陆工作”。邓小平挑起的这场反革命暴乱,连蒋帮都这样卖力地吹捧,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一些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还有那些老右派,也从阴沟里爬了出来,暗中庆幸,大放厥词。当一小摄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的时候,他们手舞足蹈,妄想变天,胡说什么现在是“形势不稳”,已经是“一触即发”,“现状不好维持,局面不好收拾”,“前途演变正未可知”,甚至叫嚷什么“政权也得变一变了”。有的使劲地吹捧邓小平“威武不屈”,“真有骨气”。请大家听一听,这是什么腔调,这又是为什么?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一小撮阶级敌人遭到灭顶之灾,不甘心失败,仍在垂死挣扎,继续较量。从四月六日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近百起反革命案件,与往常相比大约增加五、六倍。其中,针对中央两项决议进行捣乱破坏的,就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四月十一日,七○六厂有个反草命分子,在厂里公开跳出来狂呼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中央两项决议,被制止时竟接连对三名职工拳打脚踢,疯狂地行凶报复。四月十二日,北京粮食局马连道仓库有个反革命分子,公然打出“要造反”的旗号,狂叫“文化大革命坑了我,也坑了邓小平”,穷凶极恶地闯进办公室,接连砸坏了三张办公桌。四月十四日,中央民族学院有个反革命分子,竟在集体宿舍,公然将《党的基本知识》一书中引用的毛主席教导,全部涂毁或撕掉,并当众书写了三条反革命标语,为邓小平扬幡招魂。四月二十日,从太原市流窜来京的反革命分子尚久大,跑到前门大街,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恶毒攻击周总理,无耻吹捧邓小平,狂呼反革命口号,当场被工人民兵抓获。五月一日凌晨,从新疆潜逃来京的反草命分子李林泉,连续在前门、西单、王府井、南长街等八个地方散发反革命传单,公然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邓小平和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进行辩护,当夜被北京站民兵、民警抓获时,从他身上搜出了同样的油印反革命传单三百九十三张,反动日记三本,已投寄给中央一领导同志的反革命信件底稿十四份。五月七日,大兴县一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子弟,连续书写五条反革命标语,疯狂叫嚣“坚决支持右倾翻案风”,胡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徒的活动是什么“自己解放自己”。五月十七日,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子弟王益民,从山西跑来北京,明目张胆地要往天安门东标语塔上贴反革命大字报,以《不理解这个纲》为题,猖狂攻击以阶级斗争为纲,胡说什么“为何以粮为纲,是不是有总纲、大纲、小纲,游击纲、临时纲”,“这究竟是不是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这个家伙被抓起来以后,还继续攻击,无耻吹捧邓小平“当个总理也应该”,诬蔑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故意闹意见”,攻击我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犯了错误”,咒骂社会主义制度“不自由,不如过去那样:海阔由鱼跃,天高任乌飞”,猖狂叫嚣“来京的目的就是为邓小平翻案”,“制造第二次大混乱”。这个反动家伙还恬不知耻地说:“大丈夫要有沉机独断之志”,“青云有路终需上,宇宙无名志不休”,“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真是反动透顶。
 
  上述这些情况,对于我们认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颇有启发,耐人寻味。对这一反革命事件,谁支持,谁反对?对粉碎这场反革命暴乱,谁害怕,谁高兴?对邓小平搞翻案复辟,谁赞成,谁抵制?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
 
  同志们!今天向大家汇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二十六号文件精神,掀起一个继续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具体地说:一是要学好。就是继续认认真真地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加深理解,武装头脑,掌握强大的思想武器。二是要批透。就是狠批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罪行,进一步认清邓小平的反动实质,提高觉悟,划清界限,肃清流毒。三是要深追。就是认真追查反革命,前一段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发动群众,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形势很好。截至五月十日,全市共揭发出可疑线索两千多件,有近七千人,主动交出抄录的反动诗词和所谓“总理遗言”近四万件,交出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拍摄的照片、底片四千多张。特别是所谓“总理遗言”这起反革命谣言,经过在全国开展追查,制造者已经有了着落,可以不再追查制造者了。但是,追查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反动诗词、传单和其他反革命谣言的制造者,把这些家伙统统挖出来,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还需要进行艰巨的工作。为了不使反革命漏网,各级党委要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集中一段时间,集中精力,狠抓一下。特别对重点单位、重要案犯、重大线索,要抓住不放,不管追到谁,一追到底,一定要追个水落石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学、批、追、促,最重要的是学和批,要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认认真真地抓紧抓好。要深入批邓,彻底揭穿邓小平的画皮和极右实质。只有学好批深,才能把追查反革命和各项工作很好地开展起来。因此,各级领导要站在斗争的前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把学、批、追、促抓紧抓好。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批,带头揭,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