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及軍隊保持中立，開羅少女向坦克士兵獻花。（本刊資料）
一場意想不到的革命浪潮，在非洲與中東的阿拉伯世界掀起，於短短一個月內推倒了兩個獨裁政權：統治突尼斯二十三年的本．阿里政權和統治埃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政權。革命火焰像森林大火一樣向周邊蔓延，波及也門、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約旦、巴林甚至伊朗，使伊朗和中國這兩個極端專制的國家領導人深感惶恐。
當今世界在變天中。人民爭取自由、人權和民主的風暴，正向世界上殘存的專制國度吹襲，埃及的今天，就是伊朗和中國的明天，歷史的腳步正在加速向前，令尚處於專政底下的人民充滿期望！
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幾個特點
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有幾個共同特點。
第一，革命的社會根源雖已聚積了幾十年，但群眾的蜂起都是突發性的；而且主要是以人數眾多的示威形式表示抗議，顯示人民團結力量的堅強意志，逼使獨裁者屈膝和下台。這是典型的非暴力和平革命，既不同於毛澤東的武裝鬥爭，也不同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發端時的平民暴動，而與蘇東波革命相似，使獨裁政權在人民力量巨大壓力底下自我結束，達成社會和平演變。
第二，革命並沒有一個長期有組織的政黨或政治團體領導，那些發動示威的首倡者都是年青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在革命前並非著名人物，沒有具備眾望所歸、一呼百應的威望和政治號召力，他們只是憑藉著對社會「體溫」的敏感，點燃起社會原已積累和潛伏的火焰，將人民的訴求聚焦在幾個要點上，化成簡明的口號，去體現人民的心聲，因此，這種革命是具有很多自發性成分。
第三，現代電子通訊技術的高度發達，給群眾的聚集提供了非凡的便利，人們無須依靠當地現存傳媒，憑著臉書和推特等網絡以及手機，便可以在千百萬人之間隨時傳遞信息，打破官方的封鎖，所以這種現代式的革命，被稱為網絡化革命或電子化革命。
第四，因為同是阿拉伯世界，或者同有伊斯蘭教傳統，而且又都處在強人專政統治之下，所以革命便具有「近親感染」的連鎖效應，從突尼斯開始，很快蔓延到埃及以及許多其他阿拉伯國家，甚至波及波斯語系的伊朗。
突尼斯革命的導火線，是由一位失業大學生做無牌小販受到警察粗暴對待，憤而自焚引起，由此觸發了群眾抗議高物價高失業的示威。運動從突尼斯中部開始，逐漸波及其他城市，最後蔓延到首都，逼使總統本．阿里於一月十四日下台，逃亡到沙特阿拉伯。在差不多一個月的抗爭中，看不到有正式反對派政黨參與其事。過去有名的反對黨如「突尼斯人權聯盟」，它的精神領袖流亡在法國，「恩哈雅突尼斯伊斯蘭黨」領袖則流亡在英國，他們因為流亡多年在國內已無根底。另有三個合法反對黨只具有花瓶性質，更不會參與運動。參與並推進運動的，就新聞報導中所見，除了突尼斯唯一的工會「勞動者總聯盟」在首都宣佈支持群眾之外，只隱隱提到有知識青年在運動中活動，見不到有組織的名目出現。《巴黎動態》在一篇報導中說：「茉莉花革命是沒有政黨、沒有領袖、沒有組織、沒有預謀的革命。」這樣的革命能在短短的時間裡推倒執政二十三年的獨裁者，除了說明人民的威力之外，也暴露出獨裁者徒有其表不堪一擊。因為沒有新興的反對黨，以致新成立的臨時內閣，主要還是原本執政的「憲政民主聯盟」，不過加了三個花瓶黨而已。新內閣宣佈在六十天內舉行大選，在如此短促的時間裡很難產生真正代表民意的新政黨。未來局面如何尚待觀察。
埃及新生代知識份子策動革命
埃及這次反穆巴拉克的革命，許多人都以為是伊斯蘭原教旨份子「穆斯林兄弟會」幕後搞的，但出乎意料之外，策動者竟是一批年輕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
美聯社報導，推動這場革命的是一個名叫「四月六日青年運動」，它於零八年四月六日大罷工之後成立，其領導層都是一批年輕專業人士，包括律師、會計師、網站設計員。該組織的「傳媒和網站辦公室」主管阿迪爾對美聯社記者說，他們組織了週二的百萬人大遊行，要給全國各地的組織領導人打電話，給大街上的成員打電話，指揮他們行動。週二上午辦公室裡廿多名律師、會計師和網站設計員忙得不亦樂乎，同時回應四個手機的不乏其人。
華爾街日報在一篇《埃及抗議活動幕後策劃者揭秘》文章裡也提到這次策劃者「革命青年運動」的領導核心，其中有四十一歲的建築師卡梅，他是「巴拉迪組織」成員，該組織主要領導人阿里巴也是這次運動的策劃者，而阿里巴母親則是一九七七年麵包暴動的組織者。他們十幾個核心份子就是在阿里巴母親侷促的居室裡設計遊行最初的集合點，怎樣聲東擊西，讓警方捉迷藏，分散其注意力，使其疲於奔命。
青年運動組織中一位廣為人知的核心份子名叫高寧，他出身於開羅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開羅大學計算機工程系畢業，取得開羅的美利堅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現任谷歌（Google）中東和北非地區市場部主管，今年才三十歲。他在運動中被官方逮捕，「失蹤」了十二天，由於谷歌公司公開發表尋人聲明而名揚開羅。二月七日他獲釋後立即接受電台訪問。他透露他們這批核心人士大都是高薪的，有房子和汽車，其中有些還非常富有，但沒有一個人有政治野心。
當然像這麼有百萬人參加的強大革命運動，並不會只是由「四月六日青年運動」領導和參與，埃及另外一些有組織的反對派政團，如合法的自由派「華夫托黨」、主張埃及需要改變的「基法亞運動」以及「穆斯林兄弟會」等都有參與其事，尤其是埃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艾巴拉迪，他特地從流亡地奧地利趕來參加，都對革命運動起到帶頭作用。但穆斯林兄弟會卻多次表明他們不是運動的發起者，而是運動的參與者。
埃及腐敗與中國比：小巫見大巫
現在穆巴拉克下台了，埃及的政治架構露出原形。埃及表面上雖然有憲法，有總統、總理和內閣，實際上是軍人政治，拿槍桿子的仍然擁有最高權力。所以穆巴拉克下台後，不是由副總統暫代執政，而是交由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掌權。好在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在革命運動中一直保持克制，不允許他手下的武裝部隊鎮壓群眾，屠殺群眾，而是保護群眾，因此還算得到人民信任。迄今為止，他的表現也都中規中矩，他宣佈目前接管政權只是暫時的，過渡性的，保證在十天內草擬憲法修正案，兩個月內舉行公投，然後舉行大選產生新議會和新內閣。
今後埃及政局如何，大選之後會見分曉。我們關心中國問題的人，應著重分析埃及事變對中國將會產生甚麼影響。
可以肯定地說，造成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諸多社會問題，如高失業、高物價、貪污腐敗等，中國的情形遠比它們惡劣十倍或百倍。穆巴拉克下台後瑞士政府立即宣佈凍結他和他的家屬在瑞士的資產，由此揭露出穆巴拉克及其家屬在海外資產約二十億至七百億美元，數目相當驚人。現在埃及當局又向美、英、法提出凍結其他多位埃及高官資產，金額尚不清楚。但絕對可以說，拿埃及高官海外資產同中國相比，乃是小巫見大巫。中國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逃亡海外的高官近兩萬名，帶走黑錢八千億人民幣；目前央企在海外流失的資金四萬億元，其中不少進入私人腰包；中國部級以上高官子女百分之七十四點五擁有美國綠卡和公民身份，孫輩高達百分之九十一以上，他們都成了高官海外資產的擁有者。
最近維基解密披露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約有五千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還有一百五十個名字尚未確認，據估計大多數中央委員人人有份；維基解密更指名周永康在加拿大有兩千萬美元關係戶。至於高幹在國內的財富，零九年的資料顯示，超過億元資產的富豪中，百分之九十一是高幹子弟；其實許多高幹子弟的資產，現在己不是以億計，而是以十億、百億計。中共近來不斷吹噓中國高鐵發展世界領先，可是鐵道部長劉志軍大貪污案揭露，鐵道系統從海外採購設備吃回扣，在國內工程貪污受賄和倒買倒賣火車票，總數高達六百億人民幣，其中與劉志軍家族有關的有一百二十億，廿八位鐵道部高官中十九位有海外帳戶，其中十二位是瑞士銀行帳戶。由此足以說明，中國每一部門的經濟發展，都同時包含著比發展速度更高的貪污和腐敗。
中國物價問題也比埃及嚴重，最近多家金融機構估計，光是一月份物價上漲百分之五點五，食品上漲達百分之十以上，樓價屢壓不下，使得溫家寶憂心忡忡，擔心出亂子。更遑論中國還有埃及所沒有的拆遷問題、圈地問題、上訪問題、戶籍問題、下崗問題、勞教問題、水災旱災問題等等。
駁斥中國經濟好社會安定論
突尼斯因一名失業青年自焚觸發革命，而中國拆遷戶的自焚不計其數。就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而論，中國早該爆發革命，只是中共的統治手法比突尼斯和埃及都厲害。中共早已知道訊息自由和言論自由容易引發革命，所以長期來控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不惜巨金封鎖網絡，剝奪人民的知情權、發言權、結社權、遊行權；對維權人士、異議人士不是投入牢獄，便是逐個監控，僱用黑道毆打，藉此消滅一切不穩勢力於萌芽狀態。在這種嚴密控制之下，民間未能組成有規模的抗爭，但火頭到處存在，一年幾萬次的群體事件都是火頭，只是火頭未曾燎原而已。
有些企圖替中共安撫人心的辯護士說，中國和非洲不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中產階級滿意現狀，這是社會穩定的因素。論經濟發展，正如何清漣所說，突尼斯經濟的發展，在非洲也是被譽為「突尼斯奇跡」，在《世界經濟競爭力論壇年報》中被列為非洲第一，國民人均收入比中國高，全國百分之八十家庭擁有自購住宅，社會保障覆蓋率達百分之九十點四，九年免費教育。固然失業和物價成為革命導火線，但更重要還是人民對獨裁政治的不滿，它是一次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
中國經濟發展走的是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富者愈富，國富民窮。不少權貴富豪己擠入世界富豪行列，使中國成為名牌奢侈品銷量世界第一，上千萬元一輛的豪華轎車如賓利（Bentley）等銷量佔世界市場百分之五，但城鄉處於生活掙扎的赤貧人口，依聯合國標準計算為一億五千萬，依中國自己標準計算為一億。貧富差距基尼係數超過零點四的國際警戒線，高達零點五，是世界少有的嚴重和惡化國家。
並不是所有中國中產階級都滿足於現狀，社會貪瀆風氣之盛，連大學教師晉陞教授都要花巨額行賄，子孫進入幼維園和中小學名校都要捐贈巨額贊助費，諸如此類腐敗現象，對不少中產者來說，比生活是否改善更令人沮喪。正是由於社會過分腐敗和不公，己促使許多有良知的法學家、律師、教授、學者、作家、藝術家、異議人士投身目前維權運動，呼籲政治改革，連總理溫家寶都會說，不實行政治改革，死路一條。
由於因襲觀念，許多人認為革命必須先有一個堅強領導，像孫中山有同盟會，毛澤東有共產黨，先建黨後革命。突尼斯和埃及的例子恰恰打破這種觀念。現代反獨裁顏色革命可以是沒有領導和領袖的，它是由大批群眾走上街頭，進行和平示威，只要人多勢眾，便有可能逼使獨裁者退讓。中國未來的顏色革命比突尼斯和埃及有利，因為已有一批維權人士擔當「四月六日青年運動」的角色。
解放軍下次不一定敢鎮壓人民
這些辯護士另一個論點是，中國軍隊與埃及不同。中國軍隊是由黨領導的，必須服從黨，聽黨的話，埃及軍隊可以不聽穆巴拉克指揮。這點也有部分道理，它說明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的區別。不過事實上中共鎮壓群眾運動，主要不是靠軍隊，而是靠一百多萬武警和一百多萬警察。警察是鎮壓小規模動亂的，較大規模的群眾蜂起便靠武警鎮壓，除非局勢到了無法收拾，最後才動用軍隊。
依我觀察，經過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如果再來一次類似事件，解放軍不一定敢於再度屠殺人民。第一，人到底是有人性的，解放軍也是人。六四事件中軍隊屠殺人民的行為，對解放軍官兵並非毫無影響，不留痕跡，無論是將官和士兵，他們總有一些人的良心感到自咎，覺得這是一樁違反人民軍隊為人民的崇高原則，是罪大惡極的恥辱，再犯時便不能不有所躊躇。第二，六四時有鄧小平的權威和專斷，今後誰也沒有這個條件。第三，即使是六四那時，尚有趙紫陽和不少老軍頭如張愛萍等反對軍隊鎮壓，更有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臨陣稱病抗命，二十八軍軍長何燕然和政委張明春以及三十軍一一六師師長許峰都等消極怠工，誰能保證未來的鎮壓，解放軍將領都會盲目聽命。
或許武警與解放軍不同，武警的建立及其培訓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動亂，驅散群眾，但有幾十萬人起來，像埃及解放廣場那樣，他們敢不敢鎮壓，能不能鎮壓，都有問題。六四之後，中國大規模的群體事件是二○○四年的四川萬州四萬人暴動和漢源十萬人圍困省委書記，但兩次事件都發生在邊遠地區，不在大都市，易受武警控制。如果同樣規模的事件發生在大都市，後續人數勢必增多，場面巨大，武警能否控制得了，是一個相當大的問號。
不過中國軍隊性質不同，不會出現突尼斯和埃及那樣近乎軍事政變式的逼走總統，由另一軍事強人取而代之。它有可能出現臨場抗命，這就等於站在人民一邊。
中共一黨專政已走入衰敗期
中國與埃及之不同不在於經濟發展和軍隊性質，而在於前者是一黨專政，後者是軍人專政。軍人專政靠的是軍隊，而軍隊則與人民日常社會生活相隔離，只有當統帥號令鎮壓群眾時，才作為一種外力介入社會。而一黨專政尤其是共產黨的專政，其特點是：中共有黨員七千七百九十九萬，團員七千五百四十四萬，合共一億五千多萬，等於每九個中國人中有一個中共黨團份子，他們佈滿全國無所不在。過去中共未取得政權時，所有黨團員個個都是民主鬥士；取得政權後，上層成為人民的統治者，中下層成了統治人民的工具。建國前期三十年，他們由意識形態來維繫，搞個人崇拜，效忠領袖，後三十年靠權位和金錢利益來維繫。黨員不是忠於黨，而是忠於權錢，權是錢的來源，錢也可以換權，權越高錢越多。如此統治結構，不僅非洲軍事強人無法比擬，連中西歷史上所有皇權都無法比擬。
不過任何專政都有興盛期和衰敗期，否則蘇聯也不會於晝夜之間解體。中國一黨專政已踏上衰敗期是無疑的。首先是黨在人民中的權威完全消失，人民對它已完全失去信心。其次黨內既已沒有領袖權威，也不再有政治強人。再其次黨己變成金權政治的載體，貪污、賣官鬻爵、不擇手追逐利益、生活腐化，都已深入骨髓，上至中央下至市縣鄉鎮，不僅無法糾正，反而日趨惡化和糜爛。俗語說物必先腐然後蟲生，這句話可以改為「黨必先腐然後崩潰」。這樣的黨尚能維持統治，靠的是巨額的維穩費用和箝制工具以及不擇手段的打壓，而經濟發展、龐大外匯儲備和財政大量增收，是支持維穩經費的重要來源。隨同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不公不義，是造成社會矛盾的主要根源。現階段社會矛盾已達到火山爆發邊緣，所以非洲和中東的顏色革命浪潮，成為中國當政者最憂心的新的形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