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适之
1948年乔治奥威尔完成反乌托邦预言小说<<1984>>，次年该书出版，同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年份。当时的中国人哪里能够想得到，他们的命运已经被这位笔锋犀利的英国作家做了预言。奥威尔在小说中描绘的极权社会于现今看来，早已经烟消云散。人们对于那样一段狂热的历史，所表现出的更多是一份不解与嘲笑。
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两年之后，一本《true believer》的关于群众运动分析的书同样切中了极权的要害，入木三分的解剖了狂热信仰者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氛围，政治环境，以及为什么群众运动往往掌控不住“火候”，转瞬变成了一场场杀戮，人性尽失。埃里克霍弗的这本《狂人分子》（中文译名）对于曾经真实经历过极权高压统治的中国人来说，自然是心有戚戚焉。
作为一名资深的码头工人，埃里克绝对是一名经验主义者。比如他看到那些笨手笨脚的码头工在工作的时候，往往不急于完成自己的工作，而是“先他人之所急”，给别人去打下手。埃里克总结道，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而当你帮助别人时，便没有人耻笑你。
类似的“名言警句”，在埃里克的书中俯拾即是，于是很多人诟病这本书经验主义太强了，以至于书中全是在下结论，没有缜密的逻辑推断，详实的普遍材料研究，反倒让人觉得不可信。不过我所言的“不可信”，在中国人的阅读中，不应该存在这种情况。因我们每读一句话，都是在与经历过的沉痛过往打交道，做总结。并且指出，我们为什么会变得“当局者迷”。
在书中举出的为数不多的案例中，埃里克似乎只对孙中山和蒋介石略有研究，他说孙文是一个狂热领袖，而蒋介石不够流氓和独裁。那时候他还对刚刚建成的共和国没有研究，对毛治下的封闭中国更是一无所知。他所讲到的中国还是那个“中华民国”，譬如他写道：“中国民众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很大力气才赚得到一点点维生之资”。而在十几年后，中国民众物质生活依然匮乏，却造就了举世罕见的群众运动大灾难。所以不由得感叹，毛泽东没成为埃里克的“重点考察对象”，实乃本书之一大遗憾。
在分析知识分子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时，埃里克说：“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不管他们有多么讴歌群众运动，本质上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相信个人的幸福，相信个人判断和原动力的重要性。但一个群众运动一旦成型，权力就会落入那些不相信也不尊重个人者之手。他们会得势，主要不是因为漠视个人让他们敢于冷酷无情，而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和群众运动的激情是完全一致的”。这或许就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一个彻底腐朽，没有民主自由的政权是知识分子所痛恨的，他们的口诛笔伐所唤起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人。而这一小部分远远不足以承担起革命之重担，底层大众被唤起永远不是出于他们无选票，无人权，无自由。他们的原因很简单：以前还有半块面包，现在只剩下一些渣了。如果再不造反，恐怕连渣都没了。一个被奴役惯了大众群体，你给他们自由，民主这样在他们看来异常空泛的概念话语，远远不如面包来的实惠。若要这些人权能够让大众所熟知，只有靠独立的教育。一代人又一代人，长期这样被蒙蔽着双眼，这些概念便永远“远在天边”。或许这也是群众运动为何会轻而易举的陷入到“盲目，狂热，非人性”的主要原因吧。
英国人奥威尔写出了《1984》，美国人埃里克写出了《狂人分子》，我很希望能够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古话来涵盖这种可能性，但我想事实绝非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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