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2日星期五

孫文廣:四五運動的經驗教訓


——紀念四五運動29週年
1976年周恩來去世,民眾借悼念總理,表達對現實的不滿,悲情化為力量,形成了百萬人的抗爭運動,民眾奮力爭取自由權利,為以後的「四人幫」垮臺,也為八十年代的改革打下了基礎,四五運動值得我們紀念,值得我們從中吸取經驗與教訓。
**歷史的背景**
1976年元月8日,當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去世,林彪去世後他就是中國的第二號人物。五十年代毛澤東說周恩來在反冒進中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晚年周反對極左,遭毛批評。周恩來雖然長期追隨毛澤東,但是他常給人一種溫和務實的感覺。
當時經過十年「文革」,經濟臨近崩潰邊緣,人們對「文革」中的階級鬥爭、極左的路線 深為不滿,普遍對周恩來感到比較親切。
很多共產黨的幹部,包括一些高層的幹部,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失去權勢,也都耿耿於懷,懷念周恩來。
**化悲哀為力量,民怨爆發**
十多年來積累下來的民怨,終於在周恩來去世後表現出來,因為周逝世適逢嚴寒天氣,再加周恩來病情一直被封鎖,民眾對周的逝世感到很突然。所以在一月份反應並不特別強烈。
但是到了當年的清明節(4月4日)之前,人們在悲痛之餘,想起來要認真地悼念周總理,這既是寄托哀思,也是表達對當權者,對高層極左派的不滿。
清明節之前從三月底開始,就有人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這個行動深得民心,因此規模越來越大,花圈越來越多,但只送花圈還不能充分表達人們對周的懷念和對四人幫的不滿,因此還寫了不少輓聯和祭文等。當時在英雄紀念碑前,在地下,甚至在小樹林中都張貼了很多小字報、大字報,內容多是詩詞在紀念碑前後,形成了詩詞的海洋。粉碎「四人幫」之後,有人將這些詩詞編輯成兩大本《天安門革命詩文選》,竟有1000餘頁。
由於獻花圈者日眾,引起當權者的恐慌,屢次下令禁止,但越下令禁止,群眾越是要送,而且花圈越來越好,越來越大,到後來的花圈,有用不銹鋼做成的,有些花圈直徑達數公尺,分開幾部卡車送到廣場上才焊接起來,看來這些行動有各單位領導幹部的支持。因為詩文太多,以後就掛在紀念碑旁邊的小松林裡,但是圍觀者甚眾,不但看,還要抄,人群擁擠在那裡看不清楚,於是就有熱心人朗讀,其他人在邊上記錄。形成一個非常熱烈的場面。
**壓制悼念,群情憤怒**
周恩來逝世後,當權者極力壓制和破壞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下達禁令:不准帶黑紗,不准佩白花,不准設靈堂,不准送花圈。他們還要求《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不組織對悼念周恩來活動的報道。

當阻止送花圈無效,當權者又夜裡派人,出動卡車把花圈運走。到四月四日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花圈也更多。為了防止花圈在夜裡被人偷走,有的單位在夜裡留人值守,但就在那天半夜裡,當局的指使,出動幾百部卡車,把花圈連同守護花圈的人全部拉走。
四月五日,各單位發現花圈和人都失蹤了,於是群情洶湧,奔向天安門廣場,奔向解放軍營房,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在他們提出的要求被拒絕後,群眾怒不可遏,出現了一些過激行為。
**當權者的鎮壓**

1976年的「四五運動」,在天安門廣場聚集了大量的民眾,最多時達到了一百萬人。
這場運動從表面上看是悼念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建國27年來,最大的一次不受毛澤東領導的自發的反對運動。這場運動蘊涵著對「文革」對毛澤東的不滿。
這場運動,當時震動國內外。也是1949年後,對老謀深算、身經百戰的毛澤東的一場空前的挑戰。毛澤東以他的果斷狠毒,立即將天安門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從四月五日深夜開始,派大批民兵到天安門廣場抓人。
但是毛澤東當時沒下令開槍。
很多人被逮捕,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連外地到北京去的人來不及離開廣場的人也都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押回原地批鬥!
**四五事件影響深遠**
四五事件是一次重大的民意表達,表達了人們對「四人幫」的不滿,對「文革」、對毛澤東、對中共極左派極左政策的不滿。
「四五」是長期中共積累下來的受到壓抑的民怨的一種集中的爆發。
四五運動像一束閃電,使人們在黑夜中,看到了周圍的現實,和民怨,也鼓舞了中共高層的開明派。
在當年,「四五」之後不到半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了,又過了不到一個月「四人幫」就被抓了起來。
「四五運動」為1976年10月抓捕 「四人幫」打下了基礎,「四人幫」的垮臺,開啟了中國思想解放之門,使很多冤案的平反、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成為可能,使得中共能在1981年公開承認了大躍進和「文革」的錯誤。
在極權統治之下,不可能存在一個強大的, 有嚴密紀律的反對派組織。但是強權者的倒行逆施,會不斷積累民怨,當民怨集中到一定程度,民意的充分表達,就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當民間怨聲載道,民意又能以合適的形式,包括送花圈,寫小字報、請願、示威等方式表達出來,造成巨大聲勢的時候,在領導集團的高層,就會出現分化,有些人會順應民意,伺機發動必要的變革。「四五運動」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四五運動的意義絕對不能低估。
** 「四五運動」合情合理合法**
1976年的「四五運動」,所以形成那麼大的規模和影響,是因為,當時的行動,合情、合理、合法。能夠號召廣大民眾參加,有些口號如:「悼念總理」,「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等,能獲得多數人的同情。
國家總理去世了,多數人感到他為人比較溫和,不是只講階級鬥爭,主張抓經濟,整頓秩序。到了晚年, 又被「批周公」(當時的口後是「批林批孔批周公」)他在晚年很多主張表達了民眾的心情。人們對他同情,他去世後,人們悼念合乎一般的人情。
周恩來去世時已經擔任了27年的國家總理,常言道: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周去世,中共中央通過的悼詞中,仍然稱他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悼念「革命家」有什麼錯?清明節是悼念先烈的日子,悼念周總理送個花圈,從道理上說沒有錯,
悼念周恩來也合乎憲法精神,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人們當然也有發表悼文的自由。
當時的憲法中還規定,公民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於是在天安門廣場貼大字報、小字報,發表演講都被參加者認為是合法的行為。
**大眾參與的運動**
四五運動時,天安門廣場一度聚集上百萬人,他們不但看花圈、看文章、聽演講,而且到後來很多人親自動手寫標語,寫短文,寫詩填詞,這些都用「手抄本」發表。因為文章太長,寫起來要花很多時間,所以人們就採用快速、方便的方式、寫短文,寫詩填詞。
於是在四五之前,在英雄紀念碑前,形成了詩詞的海洋,花圈詩詞、悼文的海洋,當時電腦還沒有進入個人家庭,打印是件極困難的事,幾乎所有文字都是手抄。
當時,在場的人,不但自己寫自己看,而且還抄了作品回去傳閱,一幅大眾參與的熱鬧景象。
**四五運動的教訓**
「四五運動」,是一種正義的行動。在「文革」之中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但也有教訓。
首先是不要有過激的行為,如送到天安門廣場的花圈被人收走,又受到訓斥時,有人按捺不住,倚仗著人多勢眾動手打了人,甚至把抓到的人拉到紀念碑前罰跪。有人的還放火燒了廣播車。這些過火的行為,都為當局以後定為「反革命事件」,誇大渲染提供了所謂的「罪證」。
其次是在當時條件下,有的文章中出現了一些過激和過頭的內容(現在看來也並不過分)
開始時,人們只是悼念總理,後來有些人出來挑逗,罵周恩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於是悼念者就罵「四人幫」(其中王洪文是中共副主席,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其他兩位是政治局委員)
因為罵「四人幫」還解決不了問題,於是有人就含沙射影指向毛澤東。說毛澤東是當代秦始皇,現在看來,話雖不錯,但在當時卻是犯了大忌。那時毛澤東是中國一號人物,被稱為偉大領袖、統帥、導師、舵手。
文革中有個「公安六條」 明確規定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反革命。根據這個「六條」,「文革」不知殺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
現在,總結教訓:在中國特殊的強權底下表達民意,必須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要「君子動口不動手」,動口也要講分寸,不能過分,打擊的目標不要過大,要力所能及,過激的行動和文字,會為當權者留下把柄,可能成為,定性「反革命事件」和判處重刑的依據,過激的行動和文字,也會嚇跑一些人,一定要避免。
當時是絕對不能反毛澤東的。為了保護自己,為了給自己塗上保護色,當時喊幾句擁護毛澤東的口號都是可以的。

四五運動之後六個月,抓捕「四人幫」總策劃者是曾經擔任過總參謀長的葉劍英,他當時採用的策略就是高舉毛主席偉大旗幟,只抓「四人幫」。結果是團結了很多人,在沒有死人的情況下,平穩的解決了問題,使苦難中國由此邁出了前進的一步,這是我們應該的學習的策略。
如果在「四五運動」(或「六四運動」中),我們如果能注意策略,根據條件,審時度勢,勿急勿躁,注意用非暴力和平方式,我們的損失可能會更小一些。

2005年3月30日於山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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