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0日星期日

路透社报道:埃及革命内部


在一份名为“2011年4月13日出版的”埃及革命里面,路透社写道,这是从来没有提到之前在有关媒体1月25日革命,并为之路透社要求参与在规划过程中,这种坦诚的字符字符,萨阿德Bahaar - سعدبحار。
路透社写道:
早在2005年,开罗的的电脑工程师萨阿德Bahaar是拖网捕鱼上网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三人谁主张用非暴力的技术,推翻强人穆巴拉克的埃及外籍人士。Bahaar,然后32和关心政治,埃及可能会改变,好奇的想法。他联络组,照明,自由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结束6年后的保险丝之一。
该报告还对萨阿德和他的三个朋友详细介绍如何设置“院士更改”:أكاديميةالتغيير
在此期间,他们三人的思想家已经演变成一个组织称为奥斯卡的变化 - 总部设在伦敦,并最终转移到卡塔尔。学院成为了一个窗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活动家。为了传播电阻的新方法,它写非暴力的行动主义的书籍,对阿拉伯世界的焦点:“论公民的不服从”,“非暴力战争”的第三选择,“MindQuake AOC”在2007年出版。
一年后,学院出版的“盾牌,以防止恐惧”,一本手册的技术来保护自己的身体抗议保安服务的攻击。“非暴力抗议的想法,是不是殉道,阿德尔说。” “我们知道普通埃及人,阿拉伯人,面对他们的政府和安全,他们必须有工具来保护自己。这提升的士气和积极性,走在街上。“
学院所信奉的理念传播到埃及。 
路透社的报告继续Kefaya,艾哈迈德·马希尔,4月6日青年透露萨阿德学院的关系,但路透社详细介绍另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方面,那就是:“萨阿德Bahaar的关系  穆罕默德·巴拉迪!!
报告称,巴拉迪(或与他一起工作的人)要求Bahaar推翻穆巴拉克的帮助。路透社写道:
国际原子能协会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前负责人,埃及的年轻一代,激发了一些变化是可能的。他们创造了一个Facebook页面的支持巴拉迪作为国家的下一任总统。但他们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穆巴拉克的专制政权?他们向学院的帮助。
学院它的在线培训手册,Facebook的活跃分子试图一段时间。但是,尽管他们的互联网精明的,许多人认为完全依靠在线培训是理论性太强。无法学院给他们的实际培训吗?
输入Bahaar。
已经签署了Facebook的页面被分成100组。Bahaar在全国各地,在其他工具,PowerPoint演示文稿,阐述了如何发挥最大的威力的抗议运动训练8个组的。行动的每一个家庭,和身边的亲人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Bahaar解释。如果一名抗议者被逮捕或遭警察殴打​​,他或她的家人可能会走向极端。同样,如果一个警察从事残忍,他的家庭和社会网络可能不支持。维护纪律的非暴力活动,政权的力量逐步减弱。
为什么不Bahaar自己被捕?他说,这部分是因为他正在井下作业,但同时,他认为,由于安全服务的威胁也无法判断他的非暴力的方式。
报告发布后,我们scourched寻找为萨阿德Bahaar任何提及的互联网,但无济于事!我们发现了以下几个环节:
路透社的报道以外,没有其他的新闻联播提到Bahaar。巴拉迪25日一月革命的规划Bahaar的关系仍不清楚。

更新01:2011年6月

wagingnonviolence.org  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对埃及的革命变化的萨阿德Bahaar
本文讨论的会议在开罗大学被称为“非暴力革命在埃及的经验教训”,其中一个发言者萨阿德Bahaar!
文章介绍Bahaar作为:
“教练与变化,埃及的外国人已经发表的一组资源对非暴力的阿拉伯语和帮助培训前在埃及的革命活动家学院”
的文章的报价Bahaar作为说:
“自2004年以来,多次尝试作出改变,但我们不能。我们研究了塞尔维亚模型,适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16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Kifaya运动,在英语中的意思是“足够”的意思。它横渡了一条看不见的线,,批评穆巴拉克自己,这是一个禁忌。我们做了许多非暴力的培训。我们读到基因夏普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德国学者对科学的非暴力,人们开始把这些翻译成阿拉伯文,我翻译基因夏普。我们必须改变文化的暴力和恐惧的文化。我们从夏普,你有选择,要么给力你的顺服,或撤销对政权的支持,不听话。但是,规则,策略不能被复制,他们必须适应要求的位置。“

更新02:2011年11月

再次路透社关系的萨阿德Bahaar在穆罕默德·巴拉迪带来的消息,但这个时候透露,Bahaar萨阿德已经离开巴拉迪的总统竞选!
的标题下: 巴拉迪的埃及总统竞选中面临着分裂 路透社写道:
穆罕默德·巴拉迪的埃及总统竞选上周六遭受了打击处理他的竞选运动者退出,以抗议,说他的基层基础,前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头部已成为分离出。
路透社细节如何巴拉迪运动正变得越来越沮丧,他的隔离从普通埃及人和他们所说的,有缺陷的活动管理。文章发现,志愿者在Sharqiya说,他们在“武断的决定”董事辞职后,他们的竞选领导人被驳回。
这是该报告称,萨阿德Bahaar提到以下内容:
“这项运动是失败的,因为有普通埃及人认为遥远,切断他们之间的差距穆罕默德·巴拉迪博士说,”穆罕默德·古达,谁为首的Sharqiya活动。支持高达两个的其他活动家,萨阿德·巴哈尔 ·艾哈迈德·哈桑,被解雇。
活动家在城市的港口也说退出,而其他九个省份的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已经停止活动,直到巴拉迪与他们会面。他们还要求在解雇一个“透明,公正”的探测。
“志愿者工作独立和整合,像孤岛。这将是一个问题,在总统选举中,萨阿德·巴哈尔说,被解雇。“ 巴哈尔是负责协调全国各地的野外工作。
 路透社报道:埃及革命内部-阿拉伯语版
http://anarchitext.wordpress.com/2011/04/27/saad-bahaar/

2013年3月5日星期二

非武装反抗-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民力量运动(引言)

    著:Kurt Schock 译:张大军
     
     非暴力是一种悖论。尽管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作为一种对抗压迫的办法的潜能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拿撒勒人耶稣、莫罕达斯 甘地以及小马丁 路德 金都是这方面的范例,政治竞争的特色却一直都是武装叛乱、恐怖主义和内战,世界上不发达的地区尤其如此。另外,非暴力行动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矛盾的东西。非暴力行动的推崇者宣称,它是治疗世界上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批评者则说,它对于在受压制的环境中推动变革是一种无效的战略,暴力是力量的终极形式,或者结构性关系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方向和速度。非暴力行动一定不要被浪漫化,不过它也不应被低估。在本书中,我提到非暴力行动作为一种挑战压制和非正义的方法的潜力,并根据经验事实考察“正面的”案例和“负面的”案例-在前者,它推动了政治变革,而在后者,主要通过非暴力行动展开的斗争受到压制。我没有聚焦于非暴力行动的道义力量,而是将非暴力行动看作“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政治活动”并集中关注其实际能量。在这样做时,我希望有助于对非暴力行动的更为精微且更加基于经验事实的理解。 

    在二十世纪末——该世纪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个世纪,一股非武装反抗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大规模抗议示威、罢工、抵制、公民不服从以及其他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就此被用于推进“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政治转型。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德国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崩溃激起了民众的想象力,并激励了全世界对抗压迫的挑战者的斗争。不过,与这些欢喜快乐的场景形成对比的是,尼日尔、巴勒斯坦、巴基斯坦、西藏、东帝汶、缅甸、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的非武装反抗受到残酷的镇压。对非武装反抗的不同结果做出解释是否可能?虽然对个别斗争的案例研究有很多,缺少的却是对下一问题明确的比较和分析式考察:非暴力的斗争方法在有些非民主的环境下是如何促进政治转型的,而在另一些环境下却又没有做到?通过考察发生于二十世纪晚期非民主政体中的六场非武装反抗: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1983-90年)、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1983-86年)、以及缅甸(1988年)、中国(1989年)、尼泊尔(1990年)和泰国(1991-92年)的民主运动,我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我遵循stephen zunes的看法,将非武装反抗定义为对政府权威的有组织的群体性挑战,而这些挑战主要依靠非暴力行动的方法,而非武装手段(Zunes,1994年)。1就它们是以民众为基础并且通过普遍的民众参与来实现这一点而言,它们是“群体性的”。这就是说,民众非但没有被置于一种为武装前锋提供支持的地位,而是斗争中的主要角色。因此,人民力量这一用语常常被用来描述这些斗争。它们是“非暴力的”,因为它们对国家权力和合法性的挑战主要是通过非暴力行动的方法,而非通过暴力的手段。当然,非武装反抗几乎总是会遇到当权者的暴力。这是预料中的事。确实,非武装反抗很少是完全非暴力的,因为骚乱、纵火以及谋杀对手或者与政府合作者的事可能会在这些高度紧张的斗争过程中发生。不过,正如zunes所指出的那样,当非武装反抗中真的出现暴力时,这通常是那些不遵从反对运动领导人的边缘势力的举动或者密探的怂恿行动的结果,而且这些人士所采用的暴力通常采取的形式是,以诸如石头或者燃烧瓶之类的非致命武器对抗国家暴力(Zunes,1994年)。2非武装反抗是ralph summy所指称的“没有被理想化的非暴力行动”的范例。他说:“一个有着非理想化形态的非暴力运动可能发展成其他的政治样式。尽管依然主要是非暴力性质的,它可能会包含传统上所采取的一些行动,而且甚至也许会陷入暴力的境地”(Summy,1993年,16页)。3因此,像政治竞争中的很多情节那样,非武装反抗可能是违法的,不过抗争的主要推动力来自采取非暴力行动方法的民众,而非来自从事武装反叛的军事人员或者对国家的武装力量投掷石头的年轻人。
    
     另外,非武装反抗通常所蕴含的非暴力是功利性的,而非原则性的。功利性非暴力的特点是,因意识到非暴力行动方法的有效性而认同它们,认为手段和目的能够相互分离,将冲突视为不可调和的利益的争夺,试图在斗争的过程中向对手施加无形的压力以削弱对手的力量,以及并不把非暴力当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反,原则性非暴力的特征是,出于伦理上的原因而认可非暴力行动的方法,认为手段和目的不能相互分离,将冲突视为与对手共同面临的问题,承担斗争过程中的苦难以改变对手的观点,以及从整体上将非暴力当作是一种生活方式(Burrowes,1996年,98-101页)。4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非暴力行动可以做这样的区分:作为一种斗争方法的非暴力行动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非暴力。本项研究的焦点是前者;也就是说,关注功利性的非暴力行动和作为斗争方法的非暴力行动。
    
     本书所考察的六个案例都称得上“非武装反抗”,和“非理想化”与“功利性”的非暴力行动事件。在出现政治转型的案例中,能够并且已经提出的观点是,非暴力行动的力量-而非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力量-最直接地导致了政治变革。当然,在上述六个案例中,在非暴力抗争的同时出现了暴力,这一点在南非最突出,在菲律宾和缅甸有点苗头-边缘性游击战与非武装反抗同时出现在那里,在中国、尼泊尔和泰国有孤立的事例。不过,就像将非暴力理想化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一样,下述做法对社会学家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将他们对非暴力行动的分析只局限于那些稀少的完全是非暴力性质的抗争,或者在发生暴力的抗争中忽视或不提及非暴力行动的力量。非暴力行动的发生机制有许多需要了解的地方,而且应该考察的是它何时以及在哪里发生。当考察非武装反抗的动态时,在落实非暴力行动的方法之外可能会发生的暴力是应该审视的许多变量之一。
    
     我希望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我希望贡献一种运动导向的研究民主化的方法。尽管本书所考察的案例都完全属于“第三波”民主化的范畴(亨廷顿,1991年;markoff,1996年),由于它历来强调民主化的结构性先决条件或者发生于民主转型前夕的精英间的谈判,关于民主化的研究却是成问题的。对于理解几乎总是在民主化之前出现的大规模政治竞争过程,这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鸿沟。通过更多地以运动为导向对政治变革进行研究,这一问题可以得到矫正。
    
     本项研究更为核心的目的是,我希望有助于更多地将政治过程之方法应用于解释非民主政体下的政治竞争中来,而且我希望证明,有关社会运动的学术研究是如何受益于对有关非暴力行动之文献的认真研究的。我相信,下述说法在今日的真确性就像几十年前它第一次被宣示时一样:“将这些不同的理论体系-也即关于非暴力行动和政治抗议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会大大地增进对这两种现象的理解”(Lipsitz和Kritzer,1975年,729页)。5单个理论视角的长处弥补了另一个理论的短处。关于政治过程的学术研究的强项在于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但在解释其轨迹和结果方面则没有这么有力。关于政治过程的学术研究的强项在于确定那些有利于或者限制社会运动的政治环境的方方面面,但在确定有助于重新塑造政治环境的运动战略和策略方面却没有这么有力。另一方面,有关非暴力行动的学术研究集中关注社会运动的轨迹,而非其源起,并且强调代理机构(尤其是战略)在推进政治变革方面的作用。我希望说明的是,有关非暴力行动的文献是如何处理政治过程之方法没有加以充分阐释的某些方面的,以及明智地使用有关非暴力行动的文献是如何能够为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带来有益的洞见的。
    
     从方法论上来讲,社会运动研究的突出特征是根据运动或者地区专家划分的案例研究。尽管毫无疑问是必要且有益的-如果没有这种文献系统,本项研究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单一的案例研究却较不适合于发现在不同的抗争情景下反复出现的规律、机理和态势。在承认所有国家都是其自身历史与环境之独特产物的同时,我也承认,它们的独特性并不会妨碍恰当的比较,而且跨国比较可能会发现那些在整体性的案例研究中可能不会出现的洞见。因此,我所依托的这一方法论试图找到类似的机理和态势,而这些机理和态势出现于不同的抗争案例中,并且由于不同的初始条件、先后顺序或者两者的结合而形成不同的运动轨迹和结果(Mcadam,tarrow和tilly,2001年;tilly,1995b,1997年,2001年)。我希望,这一方法论的好处超过其缺陷。寻找详细的描述、新的一手数据或者对每一抗争故事之整体历史解释的运动或地区专家肯定会对本项研究感到失望。同样,下述进行宏观比较的理论家们也会失望:他们寻找从所有非武装反抗的案例中像密尔那样分离出来的某一特定结果的“必要充分”条件。毫不惭愧地说,本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不会这样做。
    
     本项研究的适当目标是,对二十世纪晚期非民主政体中的非武装反抗在各国的不同轨迹提供一些说明。我不是试图对这六个抗争故事做定论性的描述,或者构建出一种有关非民主政体下非武装反抗的一般理论,而只是想要描画出一种可能对研究非民主政体下非武装反抗的学者有用的框架。我试图通过下述方法做到这一点:评估所考察的每一场抗争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有关非暴力行动和社会运动的文献所阐明的那些特征和行动,而这些特征和行动在压迫性的环境中应该会提高它们保持韧性的能力,并且会增加它们相对于其敌手的影响力。我还试图说明,运动的特点和政治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非武装反抗的轨迹的。鉴于对非武装反抗之比较分析的缺乏,我将本书视为一种解释框架的首个版本。我希望本书至少能够激起争端,以推动其他人进行有关非暴力行动和非武装反抗之态势的比较研究-通过详细阐述或者批评我的结论。
    
    非民主环境下抗争中的非暴力行动的作用的比较研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注意。三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优秀著作已经出版:由stephen zunes、lester kurtz和sarah beth asher主编(1999年)的非暴力社会运动:一种区域性视角,彼得 ackerman和jack duvall所著(2000年)的一种更强有力的力量:一个世纪以来的非暴力冲突,以及peter ackerman和克里斯托弗 kruegler所著(1994年)的战略性的非暴力冲突:二十世纪人民力量的动能。zunes、kurtz和asher主编的那本书研究了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全球大量的非暴力行动事件,包括巴西的反抗军事独裁体制的非暴力抗议,东欧和苏联的对共产党统治的挑战,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缅甸和泰国的民主运动,尼日利亚奥干尼族人争取人权的抗争,以及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尽管他们的研究揭示了非暴力行动在二十世纪末在何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有标杆意义的抗争方法,该书却缺少一种前后一贯的分析架构。某些主题反复出现于许多章节之中,比如压迫的两难性、非暴力约束的有效性、第三方的角色、以及非暴力行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情况,不过,一种依托这些主题的分析框架却没有构建出来,以解释不同运动的轨迹或者结果。
    
     ackerman和duvall的研究也考察了许多采用非暴力行动的抗争活动,描述了从1905年的俄罗斯到1990年代的缅甸和南斯拉夫的整个二十世纪非武装反抗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记录全球对非暴力行动日益增多的应用以及非暴力行动在反抗压迫和非正义的斗争中的能量,它也是有益的,可是,在解释不同抗争的轨迹和结果时,它缺乏明晰的分析框架。
    
     ackerman和kruegler的研究不同于上述著作,因为它建构出一种明确的分析架构,以解释主要通过非暴力行动展开的抗争的轨迹和结果。ackerman和kruegler明确了十二个“战略性非暴力冲突的原则”,并评估了这些原则在整个二十世纪期间的六场不同的非暴力运动中落实的程度,包括欧洲的四场运动(1904到1906年间的首次俄罗斯革命、1923年德国人反对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区的抗争、1940到1945年间丹麦人反对纳粹占领的斗争、以及1980和1981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南亚的一场运动(1930到1931年的印度全国解放运动),以及中美洲的一场运动(1944年萨尔瓦多的公民罢工运动)。他们得出结论说,战略性非暴力冲突之原则的实施提高了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在提供一种其他著作所无的分析架构的同时,ackerman和kruegler却没有充分地利用有关社会运动的相关文献,并且对抗争之政治环境的理论化程度不足。另外,他们的案例包括反对外国占领的非武装反抗以及反对其自己政府的民众抗争-这些冲突可能蕴含着不同的逻辑。
    
    我的研究不同于上述著作,并从两个方面丰富了正在增多的非暴力行动比较研究文献。首先,我提出一种分析框架,以说明非武装反抗的轨迹,而我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直接利用有关社会运动的学术文献,并找出跨越政治过程和非暴力行动理论方法的结合点。其次,本书所考察的案例在时间和国际背景上有着更多的限制。zunes、kurtz和asher的那本书揭示出二十世纪晚期全球非暴力行动在民主和非民主政体中的深入程度,这一点是有益的。ackerman和duvall以及ackerman和kruegler的研究揭示出,基本上属于非暴力性质的抗争在二十世纪的历程中反复出现,可是,为了分析的目的,更加有益的是考察一组被时间和环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案例。
    
     研究亚洲的专家可能对我将一个非洲案例包括进亚洲案例之中的做法感到不可理喻,而研究南非的专家可能对我将南非的案例纳入亚洲案例之中同样感到困惑,我却发现,超越区域研究所设定的分界线的比较是引人入胜的。我考察的案例有:1980年代中期前后的两个第三波民主化中非武装反抗的案例(南非和菲律宾),1980年代晚期的两个案例(缅甸和中国),以及1990年代初期的两个案例(尼泊尔和泰国)。另外,这六个案例在它们的组织、策略、政体类型以及运动结果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组织状况各不相同:从缅甸相对自发的运动到尼泊尔预先规划和高度协调的运动。它们的策略也不同:中国的策略主要是抗议和劝说以及阻挠性的非暴力干预,南非的策略涵盖一系列非暴力行动手段-其重点是不合作以及有创意的非暴力干预,并且还包括一个以颠覆活动支持非武装反抗的武装派别。就政体类型而言,发生这六场故事的政权是:南非的具有种族排他性的寡头政权、菲律宾的个人独裁政权、缅甸的军人政权、中国的一党制共产党政权、尼泊尔的国王政权、以及泰国的立宪君主政权/“半民主政权”。6就结果来说,人民力量运动推动了南非、菲律宾、尼泊尔和泰国的民主化,同时在缅甸和中国却受到镇压,没能推动民主化。至于这六个案例对二十世纪晚期非民主政权下的非武装反抗的人群所具有的代表性,笔者没有给出相应的说法。不过,鉴于它们在组织、所采取的行动的范围、政体类型以及结果方面的差异性,根据它们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具有普适性,从而超越手头上的这六个案例。
    
     在第一章中,我对非暴力行动加以定义,并将之与其他回应压迫和非正义的战略选择进行比较,比如退出、日常的抵抗形式、建制性的政治行动以及暴力抵抗。妨碍对非暴力行动动力机制之准确理解的一个因素是,非暴力行动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误解。我在开始的那一章试图驳斥民众和专家对非暴力行动的一些非常大的误解,包括这样的想法:非暴力行动是“被动的抵抗”;非暴力行动涵盖所有非暴力的做法;非暴力行动是建制性政治的一种形式;非暴力行动是谈判或妥协的形式;那些采用非暴力行动的人士是和平主义者;非暴力行动以道义压力为基础并且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通过受苦转变对手的观点;如果国家以暴力回应,非暴力行动就失败了,而且非暴力活动可能因为它导致活动人士的牺牲而被摒弃;非暴力行动是一种最后的手段,只有在没有暴力手段的情况下才使用;非暴力行动是中产阶级的手段,对其的应用限制于追求温和或者改革式的目标;非暴力行动在带来政治变革方面天生地就是和缓的;非暴力行动只有在“民主政体”中或者针对“民主政体”或“仁慈的”压迫者时才是有效的,而且唯一决定非暴力抗争之结果的是压迫者的看法或者压迫者以暴力镇压做出回应的能力和意愿。
    
     在第一章中,我也简单地讨论了整个二十世纪后半期第三世界政治竞争方面的普遍趋势。我提出,结构性和规范性进展的合流导致二十世纪晚期全世界非武装反抗成功案例的大幅上升以及武装游击反叛成功案例的下降。结构性进展-指国家建构和国家扩张以及国家对暴力技术的垄断升级-在许多地方导致力量的平衡从有利于武装反叛转向有利于国家力量。与此同时,通讯技术的进步扩大了观念跨越国界的流动,有助于对国家活动的监督,并让国家更加难于对其公民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这些结构性转变同时发生的是国际社会对人权的规范性关切日益增加,以及活动人士对暴力抵抗的有效性与后果的保留态度日益增强。上述结构性和规范性进展导致非暴力行动作为一种全球性且具有示范意义的抗争形式在二十世纪晚期获得发展。我没有假定这些进展是线性的,而只是坚称,许多因素在二十世纪晚期形成合力,推动了非民主政体下的非武装反抗。
    
     尽管有第一章所确认的全球性非武装反抗的浪潮,社会学家对它们的动力机制了解得很少。我在第二章中讨论了对解释非武装反抗之轨迹和结果可能有用的两种理论方法:政治过程和非暴力行动的方法。为了让非武装反抗能够推动非民主政权下的政治变革,它们必须在面临镇压时保持韧性,削弱国家的权力,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获得第三方的支持。依托于有关政治过程和非暴力行动的文献,我详细列明了非暴力抗争中的那些有利于这些行动的特征,并试图详细说明将运动特征和运动之外的政治环境与抗争轨迹联系起来的那些机理。
    
     第三章考察了南非1983到1990年对种族隔离的抗争以及菲律宾1983到1986年对marcos独裁政权的抗争。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和菲律宾的反marcos抗争都是分散化的斗争,并由联盟或者总括机构汇聚和联合起来。两场运动都采用了许多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并且国家在这两场运动中都遇到合法性丧失的问题-在南非,这是由于非白人人口拒绝政治改革,而在菲律宾,这是由于天主教会的反对。在这两场运动中,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结合起来推动政治变革-在南非,它们是资本外逃和国际社会施加的制裁,而在菲律宾,它们是资本外逃和美国的外交压力。
    
     另外,我在第三章中探讨了为何武装抵抗运动单凭自己无法终结南非和菲律宾的压迫性统治。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力量,而且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该国内缺乏可以据以开展游击活动的基地。在菲律宾,新人民军所发动的共产主义叛乱正在扩大,但菲律宾的军队得到美国的充分支持,而鉴于美国在菲律宾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美国是不可能让一场共产主义的暴力反叛取得成功的,在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新人民军所发起的抵抗的文化便于进行动员的同时,我也承认,采用非暴力行动有助于培养支持力量,而如果抗争主要是暴力性质的,抗争者们就不可能得到这些支持。就南非的情况而言,如果抗争主要采用的是武力的手段,反种族隔离运动从南非的教会或者西方国家获得至关重要的支持的可能性就更低。在菲律宾,如果反marcos的抗争主要是暴力性质的,天主教会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机构支持这一抗争。
    
     我在第四章中考察了缅甸1988年的民主运动和中国1989年的民主运动。南非和菲律宾的抗争在若干年的时间里积聚起动能,而缅甸和中国的抗争则在几个月持续的集体行动之后均遭到暴力镇压。缅甸的民主运动在采用不同的非暴力行动方法时具有令人吃惊的成效,中国的民主运动则几乎完全基于抗议和说服的方法以及阻挠性的非暴力干预。尽管这些方法显示了对政权抵制的程度以及中国的活动人士对他们事业的投入,仅仅这些方法却没有赋予抗争者相对于共产党政权的足以推动政治变革的影响力。妨碍这两场运动之抗争的关键因素是缺乏组织、缺乏自主的基础结构、以及在抗争期间缺乏来自国外的对政府的有效压力。
    
     尽管有着这样的斗争结果,这两场抗争都有助于“非暴力抵抗文化”-这预示着持反对立场的民间社会的出现-的发展,以及活动人士国际网络-它们肯定会在将来的抗争中得到利用-的发展。
    
     我在第五章中考察了尼泊尔1990年的民主运动和泰国1991-92年的反军人政权运动。对尼泊尔君主政权的挑战以及对泰国军人统治的抗争都是由具有广泛支持基础的运动发起的,而这些运动依靠的是多个不同的反对派团体的协调行动。两场运动都善于采用许多非暴力行动的方法。与缅甸和中国的抗争-它们缺乏来自海外的关键支持-相比,尼泊尔和泰国的抗争都受益于外部的压力,尽管各自的方式不同。由于印度和国际捐赠方的压力,尼泊尔政府的影响力受到削弱,而泰国政府所承受的国际压力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网络和新自由主义资本家传送的。
    
     尼泊尔和泰国非武装反抗的成功与之前通过武装力量推翻政府的企图的失败形成对比。在1960年代初期,泰国的毛派共产党宣布,武装反抗是正确的革命战略,而且它开始在1965年与政府军队进行战斗。叛乱在1960和1970年代期间没有恶化,而游击运动在1980年代初期瓦解,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民主程序的增加、对脱离游击队之人士的赦免、和极右翼政治组织和民兵的民众动员(用以对抗乡村游击队),以及政府对乡村地区的发展投以更大的关注。尼泊尔的游击队起义在1970年代初期爆发于特莱地区-这里是尼泊尔的低地地区,靠近印度的比哈尔邦和西孟加拉邦,不过,由于缺少广泛的支持基础以及政府镇压反叛的行动,它失败了。
    
     在最后一章,我就非武装反抗如何以及为何可能会或者可能不会导致非民主政体的政治转型的问题下个总结。这六个案例中的抗争态势在被突出强调时相互参照了对方的情况,而且暴力的作用以及激进边缘势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也被加以讨论。7我还找出具有普遍性的教训,活动人士们可能希望在他们的抗争行动中参考这些教训。
    
     总而言之,我想就某些问题提出我清晰无误的看法。首先,我从未将非暴力理想化或者就暴力或非暴力做出任何道义上的论断。我认为,试图理解功利性非暴力行动的潜力和局限是一件值得做的事,而做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是以冷静的社会科学方法考察非暴力行动。另外,我从未宣称暴力在推进政治变革方面是无效的。肯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暴力可能是有正当性的,而且哪怕是最为浮光掠影地阅读历史课本也会找到非常多的关于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故事。还有,我没有宣告“历史的终结”或者就下述看法发表意见:世界正向这样一个时刻演进-届时,暴力斗争将无可避免地减少。我只是主张,二十世纪晚期有一个全球性的非武装反抗的浪潮,而且社会学家有必要去理解为何出现这种现象,以及非暴力行动在促进有些地方的政治转型时所发挥的作用(不过,这种作用没有在其他地区发挥出来)。
    
     最后,我也没有将代议制民主加以理想化。我在本书中所指称的运动“结果”-也即,不管抗争是否促进了民主化,威权政体由此变得更加民主的进程-在很多方面只是斗争的开始。毫无疑问,对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尊重、言论自由、权力分立、制度化的选举竞争、以及宪政规则-不管它们的落实情况如何地不完美-都对人类的生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不过,代议制民主并非政治进程的应许之地。民主化的过程通常会被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引向多元政体(也即布尔乔亚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方案,以免得让直接民主生根发芽(例如,参见Robinson,1996年)。因此,民主转型只是为争取参与式民主政体的持续斗争的第一步。民主和威权政体绝不代表着一种极端的二元对立情形,而都是活动空间,在其中上演着主宰与抵抗的持续斗争。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可能会削弱明目张胆的政治威权主义,不过,反抗隐蔽的威权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父权体制、种族主义、政治腐败、环境退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斗争还在继续。若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向形式上的民主体制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环境,而在这种环境中,上述抗争可以更有效地施展。

2013年3月4日星期一

学院在埃及的革命变化的萨阿德Bahaar



一片 “华盛顿邮报”的信仰博客,芝加哥神学院教授苏珊布鲁克斯,苏思伟写于星期五在开罗大学被称为“ 非暴力革命在埃及的经验教训 “,她刚从一个会议
一位发言者是萨阿德Bahaar,一个教练的变化,埃及的外国人已经发表的一组资源对非暴力的阿拉伯语和帮助培养积极分子在埃及的革命,谁,她引号长度学院
“自2004年以来,多次尝试作出改变,但我们不能。我们研究了塞尔维亚模型,适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16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Kifaya运动,在英语中的意思是“足够”的意思它横渡了一条看不见的线,,批评穆巴拉克自己,这是一个禁忌。我们做了许多非暴力的培训。我们读到基因夏普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德国学者对科学的非暴力,人们开始把这些翻译成阿拉伯文,我翻译基因夏普。我们必须改变文化的暴力和恐惧的文化。我们从夏普,你有选择,要么给力你的顺服,或撤销对政权的支持,不听话。但是,规则,策略不能被复制,他们必须适应要求的位置。“
,苏思伟也提到演示从ICNC我们的好朋友马切伊Bartkowski的,她所谓的“亮点在总结发言中,一个似乎引起极大的兴趣,在埃及人。”
Bartkowski研究非暴力的革命和向民主过渡的作用,并有几个非常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为埃及人。其中最主要的是非暴力抵抗运动时,往往会产生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以保持公众动员和建立新的民间机构,可以保持改革。特别感兴趣的专题讨论会是在波兰团结工会的历史,以及如何在波兰做小宪法改革已有十多年。
 http://wagingnonviolence.org/2011/06/academy-for-changes-saad-bahaar-on-egypts-revolution/

2013年3月3日星期日

恶魔的档案


档案

2013年2月4日星期一

不再沉默的人面狮身像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埃及法老自称是“太阳神的儿子”,现今埃及人已搞不懂金字塔的用途和目的。经历半世纪军队起家的总统以半社会主义治理,在埃及人民破除恐惧的坚持抗争下,终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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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齐先予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一起,并列四大古文明,为今日人类文明奠定了基石。不过除中国文化被台湾等地传续下来外,其他三个文明古国都已消亡,今天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只是沿袭原有国名的叫法,早已丧失了先辈们的古典文明。古埃及法老自称是“太阳神的儿子”,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自称是“月神的后裔”,古代中国君主自称“天之子”,而印度人自称是“佛的子民”。不过数千年后的今天,印度人不再信佛,印度教跟佛教截然不同;埃及人也搞不懂金字塔的用途和目的;伊拉克人跟古巴比伦人大不相同;而被西来马列主义控制的中国大陆人,更是与中华传统文化背道而驰。这无疑是人类历史的悲哀。

据考古发现,距今九千多年前,埃及人在尼罗河谷定居,人们开始使用象形文字。西元前47年,凯萨大帝进攻埃及时,亚历山大里亚城图书馆里数十万册以古埃及文字书写的经卷付之一炬,目前人们对古埃及的认识只是来源于其他书籍所引用的一点古籍。

埃及连接亚洲和非洲,10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着八千万人口,90%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主要是逊尼派,官方语言除阿拉伯语外,还通用英语和法语,因为埃及人先后在西元7世纪、1798年和1882年被阿拉伯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占领。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废除帝制,成立埃及共和国。在与叙利亚合并又分离之后,1971年9月正式成立“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简称埃及。

其永久宪法规定,埃及是“以劳动人民力量联盟为基础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上有“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三种形式;总统是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由人民议会提名,公民投票选出,任期6年。总统可任命副总统、总理及内阁部长,以及解散人民议会。1980年经公民投票修改宪法,规定政治制度“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上”;“总统可多次连选连任”。

目前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成立之初就并入了阿拉伯社会主义党。由于奉行半社会主义,埃及曾与苏联关系不错。著名的阿斯旺水坝(Aswan Dam)最早是1898年英国人修建的中型重力坝,1952年纳赛尔革命后,美国答应贷款2.7亿美元修建更高坝位的高坝。1956年埃及作为非洲第一个国家,率先承认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美国取消了这项资助。1958年苏联为新坝提供了工程师、重型机械以及三成的工程造价资助。新坝在1964年开始蓄水,不过现在人们发现,该水库破坏了尼罗河生态,对埃及农业带来负面影响。

纳赛尔(中)与赫鲁雪夫(右)。
 埃及作为阿拉伯第一大国,在穆斯林享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与以色列为邻,如何处理与犹太人以及西方社会的关系,埃及在国际地缘政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各国争取的对象。

1952年以来,埃及领导人经历了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三个时期。三人都是从军队起家,纳赛尔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新领袖。他擅长玩弄计谋,比如在1954年10月26日夺命事件中,当时他正在对公众演讲,一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对他连开8枪都没击中。事后人们怀疑事件是操控的,但纳赛尔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其剿除计画。从那以后,埃及是穆斯林宗教色彩相对淡漠的世俗化阿拉伯国家。

1970年52岁的纳赛尔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作为其助手,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为鼓动民众士气,1973年他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摧毁了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后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萨达特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81年10月6日,在开罗举行庆祝赎罪日战争胜利八周年的阅兵仪式上遇刺身亡,终年63岁。

萨达特1978年融获诺贝尔和平奖。(维基百科)
现年82岁的穆巴拉克进入政界前,一直是埃及空军高级军官。萨达特遇刺后12天,他就任总统,并连续4次连任成功,一直独占埃及政坛30年。相比阿拉伯国家,埃及政局平稳,经济持续发展,200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5,650美元,经济年增长率4.7%。◇

春风吹进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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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和门户网站都做了报导,但“埃及穆巴拉克”相关的内容仍在微博被禁止。图为《北京晚报》12日头版。(AFP/Getty Images
尽管前面民主的道路还很长,但在沙漠为主的阿拉伯世界里,民主“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说法已经成为老调。今年是玉兔年,大陆民众表示,埃及民运给新年开了一个好头,埃及首都“开罗”给新年开了一个好锣……

人类对世界的了解总是带有局限性和滞后性。远的不说西方社会研究对抗了几十年的苏联,一夜间解体时全世界愕然;突尼斯在一个月内变了天,连当地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就说埃及几个年轻人在网路上发出抗议邀请,他们自己也没想到会引来10%的人口上街,民众不顾几十年的高压,勇敢面对全副武装的员警和军队。这些巨变都超出了人们的“逻辑分析”,借用经济学界的话说,有一只看不见的“上帝的手”在安排着一切,人是无法抗拒天意的。

跟以往一样,这次很多国家的情报机构和国际专家,一开始都对埃及局势做出了误判,他们担心会出现第二个伊朗。1月25日埃及广场出现大量抗议人群,消息即刻传遍全球,但直到四天后的1月29日,美国等西方国家才给出正式表态。

1月29日,白宫警告埃及当局,如果以暴力方式处理反政府示威,美国将重新检讨对埃及的援助。每年美国对埃及的直接军事援助就是13亿美元,还不包括其他经济援助等。同日,德国外交部长也表示假如埃及继续镇压示威,将减少对埃及的经济援助。不过与中欧的颜色革命不同,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在埃及问题上都出现了少有的意见分歧,左、右派内部都差点“针锋相对”了。直到1月31日,以色列总理还警告说,动乱“可能使埃及变成类似伊朗的神权国家”,伊朗更是要求埃及不要向西方妥协。

最早公开表态的是中国外交部,1月27日,中方称“埃及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方关注埃及局势发展,希望埃及保持社会稳定和正常秩序。”但从一开始,当局就封锁了消息,民众用“埃及”一词在网路上查询,得到的是“根据相关法律,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30日,台湾对埃及发布红色旅游警告,第二天还派飞机紧急撤离台湾人。

尽管前面民主的道路还很长,如1979年的伊朗革命,2005年的贝鲁特之春,2006年的巴勒斯坦选举,还有阿富汗、巴勒斯坦、黎巴嫩,以及宾拉登的基地组织等恐怖分子,但在沙漠为主的阿拉伯世界里,民主“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说法已经成为老调。今年是玉兔年,大陆民众表示,埃及民运给新年开了一个好头,“开罗”这地方给新年开了一个好锣,“兔子尾巴长不了”,也许今年岁末中国这边就有好戏登场。◇

压不住的埃及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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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后,埃及人民在首都开罗广场庆祝欢呼。(AFP/Getty Images)
文 ◎ 王净文
在抗议中心的解放广场,示威者人数不断增加,即使当权者不断倾泻子弹和催泪瓦斯,即使当权者切断互联网和手机信号,他们仍然能想办法向世界发声,发出对自由和公正的呼唤。

1月中旬,当人们还震惊于突尼斯独裁者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突然在1月14日逃亡国外时,国际社会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埃及的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上出现的一则则留言:1月25日是埃及警察法定休息日,让我们聚集到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表达我们的呼声吧。由于网路传来传去太复杂,谁也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发出呼吁的人。

据联合国统计,比法国人还多的埃及人,一半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40%的人每天只靠2美元生活。民间估算埃及自1998年以来的失业率在11~17%,大批失业青年的不满情绪有如爆弹,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

不久一个叫“4月6日青年运动”(April 6 Youth Movement)的社交网站引起人们的关注。它成立于2008年4月6日,目的是支援大迈哈莱的工人在4月6日罢工。两年多下来,这个群组里已经汇集了八万多名追随者。

至今外界都难以相信,开罗市中心一栋旧楼的四楼里面的二十多个年轻人,竟是埃及目前这场五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指挥中心。这里就是“4月6日青年运动”总部所在地,其核心成员主要由年轻专业人士组成,包括律师、会计师和网站设计员。虽然他们不修边幅,身穿牛仔裤、脚蹬拖鞋,却肩负着策划、组织这场大革命的重任。

据西方媒体报导,该组织传媒和网站办公室主管阿迪尔表示,是他们组织了百万人大游行,他们不但要给在全国各地的组织领导人打电话,同时也给大街上的成员打电话,经常一个人不得不同时回应四个手机。27岁的律师艾智是该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他表示,无论是目前反对派代表人物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还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他们都要听青年运动会的安排。“是我们广泛传播了1月25日的集会信息,是我们订出‘拥抱士兵’策略,是我们把巴拉迪推到台前,是我们谋定罢工和公民抗命等抗争策略。”

不过艾智也表示,“领袖应是知名人物,我们很多人都未满30岁,但他们现在知道是我们上街的,正认真看待我们。”现在无论是埃及国内民众,还是美国情报局或各国政府,大家都认识到,埃及这场革命的主要发起者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这是年轻人的革命。是由脸书和互联网的使用者发起的革命。”

1月30日,反对派领袖巴拉迪在广场对抗议者挥手表示支持。(Getty Images)
谷歌主管 年轻的网路英雄

虽然这群年轻人没有刻意塑造自己,不过他们中的一位30岁青年才俊还是成为了全球关注的新闻人物,他的名字叫戈宁(Wael Ghonim,右译为古奈姆)
戈宁是谷歌Google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行销经理。他的脸书上显示他最欣赏的人物有微软创办人盖茨(Bill Gates)、苹果公司行政总裁乔布斯(Steve Jobs),有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还有埃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

2010年6月,28岁埃及男子赛义德(Khaled Said)因揭发警察将充公得来的大麻分赃,遭警方由咖啡馆拖走,并活活打死。戈宁和多名同道看准时机,在脸书上开设网页悼念赛义德,取名叫“我们都是赛义德”,短短数日就吸引50万人加入。不久该网页被封,但他们又另外开设了首个反对政府网页,这个网页后来成为反抗政府的虚拟总部。他还为巴拉迪设立官方网页和脸书网页,协助他推动反政府运动。

由于工作关系,戈宁后来携带妻儿由开罗来到阿联酋的杜拜,不过他一直关注埃及局势,1月22日他专程回到开罗,参加25日即将举行的示威活动。示威初期他在推特上留言:“革命可以是一件很facebook的事,可以liked、shared和tweeted。”不久,他被“4月6日青年运动”推举为发言人。

2月11日“4月6日青年运动”发言人、此次革命的意见领袖戈宁与抗议群众庆祝穆巴拉克下台。(Getty Images)
示威第四天他在网上留言说:“为埃及祈祷,我们都准备为埃及献身。”之后官方封锁了互联网,戈宁也突然失踪,有目击者拍到他遭便衣警察带走的片段,官方媒体把他称为“叛国贼”。在被关押12天后的2月7日,经埃及副总统苏莱曼(Omar Suleiman)的批准,戈宁获释。出面跟政府斡旋释放戈宁的电讯业巨子萨维里斯(Naguib)说:“这孩子是英雄。获释后,他将成为今次革命的在世英雄。”

不过这位青年人在接受电视台专访时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睡了12天。真正的英雄是街头的人群,他们参与示威,牺牲生命,或是遭到殴打和逮捕而身处险境。”

一滴眼泪的力量

这次谷歌也为营救戈宁出了很多力。当网络被截断后,谷歌和推特两家公司都挺身而出,向埃及民众提供崭新的“ Speak2Tweet”服务,通过热线电话继续保持联络。

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上聚集到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留言,拉开埃及革命的序幕。
(AFP/Getty Images)
在被关押的12天里,戈宁被蒙上双眼,反绑双手,这样“睡”了12天,外界发生的一切他都无法知道。采访时当看到有年轻人在抗议中惨遭杀害的画面时,戈宁低下头,忍不住在镜头前哭了。他说:“我要告诉痛失爱子的每位母亲和每位父亲,我很抱歉。这不是我们的错,我发誓,这不是我们的错,错的是掌权不放的人。”“我要走了。”说完他转身离开摄影棚。

33岁的上层主妇菲菲(Fifi)之前完全不知道戈宁是谁,但听了专访后说:“我哭了。”她首次带着三个女儿和姊妹一同前往解放广场。Masrawy.com网站写道:“戈宁的眼泪触动千万人心,扭转了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支持者的态度。”短短两小时后,7万人加入脸书网页支持戈宁。他们说,戈宁的眼泪和穆巴拉克的麻木不仁刚好呈现强烈的对比。穆巴拉克对全国发表演说时,完全没有提到罹难的民众。

2月8日,戈宁被警察关押12天后获释,在解放广场接受采访。(Getty Images)
有人把戈宁比喻成突尼斯的布瓦吉吉。警察没收26岁失业大学生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水果推车,导致他引火自焚,掀起了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不过,如今茉莉花的芳香已经飘到了埃及。“一年前我说互联网会改变埃及的政治面貌,有些朋友还取笑我。”现在谁也不会取笑戈宁了。他表示,“这是网路青年革命,继而成为埃及青年革命,再一路演变成埃及人民的革命。”

国家紧急安全法与隐形世界首富
埃及按理说应是民主共和国家,不过从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除了在1980年代有一年半的短暂中断外,埃及一直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安全法”(1958年第162号法律)。该法律使警察的权力被扩大,公民的宪法权利被终止,政府可以无理由对个人实施无限期监禁,非政府组织和未经批准的政治活动(包括街头示威等)都被严格限制。目前埃及监狱的政治犯高达3万人。穆斯林兄弟会被禁止后,政府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扣留其首脑。据人权组织估计,仅在2010年就有五千到一万人被长期拘留,但没有受到起诉或审判。
 民众们分享可口可乐,将脸上涂上碳酸水以抵御催泪瓦斯侵袭。一些人戴上面具,另一些人把醋喷到头巾上。商铺为示威者免费提供矿泉水,民众定期分发食物。妇女和儿童从窗户、阳台探出身来,应和示威者的呐喊。有一幕情景我终身难忘:一位贵妇开着豪车穿过窄窄的街道,为示威者打气,告诉他们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正从全国各地赶来加入他们的队伍。

通往解放广场的道路布满安全检查站,我们多次闯关未果后,坐到一间咖啡厅休息。中央保安部队的三名警官身着便装,坐到我们旁边。枪声喊声不时从街头传来,电视中半岛电台正统计民众伤亡数字,而这三位警察对此却无动于衷,满脸轻松。

星期五晚上,开罗的混乱程度与时俱增。全国各地的警局和执政党党部被焚烧。3,000名志愿者在国家博物馆周围组成人链防止洗劫破坏,令我为之动容。这些人无疑受到过高等教育,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却被当局诬称为强盗和破坏者。然而恰恰是这些诬衊者自己几十年来对国家大肆掠抢破坏。

周六早晨,我本想穿过解放广场,亲眼看看国家博物馆是否得以保全。一位行人告诉我军队禁止民众前往广场,并不断开枪。我焦虑地问他:“军队朝示威者开火了?”“当然不会。埃及军队过去从来不向本国公民开火,现在也不会。”他自信地答道。我们坦诚希望此言为真,也希望军队站在人民一边。”

文章最后写道,“上周六,我正前往尼罗河边的海滨大道,沿途经过一个花园城市城郊的富人区时,发现一位妇人在哭泣,于是上前询问,她说自己的儿子在一家豪华酒店上班,尽管没有参加示威,却被警察用子弹射穿喉咙,现在瘫痪在医院病床上。她正在前往酒店为儿子请病假。我拥抱了她,试图给她些安慰。她哽咽着说:‘我们不能对眼下的事沉默不语。沉默就是犯罪。逝者的鲜血不能白流。’

2月10日示威民众在广场上悼念被镇压罹难的亲友。(AFP/Getty Images)
我深表赞同。沉默就是犯罪。即使当权者向我们倾泻子弹和催泪瓦斯,即使当权者切断互联网和手机信号,但我们仍然能想办法向世界发声,发出我们对自由和公正的呼唤。”

头破了、脚断了,依然抗争

在解放广场上,人们不顾亲政府示威者的包围,掷来石头、汽油弹,或从附近建筑物砸下重物,很多人头破了、脚断了。广场四周临时搭起了“诊所”,逾200名志愿医护在那里日夜替伤者包扎伤口。

与两名儿子一起在广场抗争的医生说:“我会一直留至穆巴拉克下台,我不怕,我们已打破伴随了30年的恐惧。”一名两度被囚的异见记者说:“每天、每小时我都准备牺牲,我唯一惧怕的是我们失败。”有人则央着外国记者要他们的政府放弃穆巴拉克:“告诉(英国首相)卡梅伦:‘不要支持他,否则历史不会原谅你。’”

2月10日,听闻穆巴拉克拒绝下台,在开罗解放广场抗议的民众悲愤难抑。(AFP/Getty Images)
在广场上还出现了一对结婚的新人。29岁新郎萨凡(Ahmed Zaafan)和22岁的哈米德(Ola Abdel Hamid)表示,“埃及政府希望全世界认为解放广场陷入胶着状态,然而我们并非停滞不前,我们希望全球看到我们仍可继续抗争,同时如常生活。”

埃及不是第二个伊朗

事件之初,穆巴拉克利用封锁媒体和他一个人的片面说辞来误导美国,而力挺穆巴拉克的以色列也在偏颇中存在误区。当时西方社会普遍担心这次埃及革命是三十年前伊朗革命的翻版。为了浑水摸鱼,穆巴拉克利用金钱和一顿肯德基饭局的报酬,让政府线人充当其支持者,对抗议者实施暴力进攻,藉机出动军队镇压。

很多西方记者被穆巴拉克指使的流氓操着带钉子的大棒撵得心惊肉跳,他们到处被攻击,不少记者牺牲。白宫谴责说,这是有意针对记者的攻击,让世界看不到真实画面。不过很快有西方记者突破重重封锁,把真实信息传播出来。他们发现“解放广场是最安全的地方,那里是‘自由埃及’,大多数示威者的温和和宽容令人震动”。

专栏作家尼古拉斯(Nicholas D. Kristof)在现场报导说:“今天的埃及革命是二十年前的东欧革命。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选民中只占25%,尤其在更世俗化的埃及现今,其力量甚至比在约旦还微弱得多。”广场一位女教授对他说:“如果世上有民主,我们就不允许我们的权利被剥夺。”她认为,美国过于担心穆斯林兄弟会在选举中掌权。“他们可能赢得25%的选票,但是如果他们做得不好,他们下次就会失去选票。”

毕竟时代不同了。就连伊朗霍梅尼的孙子小霍梅尼(S. H. Khomeini)都跟他爷爷分道扬镳。曹长青在评论中指出,几年前小霍梅尼在美国访问时,专程拜访《华尔街日报》的编辑。这位46岁的自由派教士明确表示支持美国领衔的伊拉克战争,强烈主张结束他爷爷、父亲所代表的宗教专制势力,期待在伊朗实行民主;他还呼吁美国应该更坚定、更强烈地向全球推广民主价值。

民主普世价值 中东不应例外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说,目前军方正努力确保穆巴拉克不会因为抗议活动而被赶下台,而是要让他淡出舞台,因为军方在目前的政权中拥有太多既得利益。不过埃及的年轻反叛者也不会为了看到一批将军取代另一批将军而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西方政策不应为了获取短期而虚幻的利益而支持专制统治者,而是应设法激发阿拉伯社会中有望最终取代他们的力量。美国911事件过后,出现了一种“他们因为我们的自由而憎恨我们”的错误观念。事实并非如此。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憎恨的,是西方支持那些不给他们自由的人。

畅销书《民主论:战胜暴政与恐怖的自由力量》的作者夏兰斯基,早年曾是苏联民主运动领袖萨哈罗夫的助手、人权活动家,在古拉格被关押九年(有过长达200天的绝食)!后在美国总统雷根的营救下,作为犹太人移民专案到了以色列,出任过以色列副总理等职。

出于对专制制度的深刻了解,他针对埃及局势提出三个观点:第一,在全世界,不管是哪里的人民,什么文化背景,都愿意生活在自由之中;第二,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是本国不稳定的根源,并威胁世界安全;第三,西方国家能够、并应该帮助这些国家获得自由。

夏兰斯基把全球国家分成两类:恐惧社会与自由社会。他提出“城镇广场测试”理论:只要在一个国家的市中心广场可以自由发表政治演讲而不受到惩罚,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反之就是“恐惧社会”。

埃及离中国不远

中国无疑是这样的恐惧社会。在埃及游行队伍中,有人举出一幅中文标语,尽管有错别字,但还是令很多中国人感动,并反思:什么时候“中国人民要求中共下台”呢?中国局势跟埃及非常类似,虽然中国人无法使用脸书,但能突破网路封锁的各种软体非常流行,无论是自由门、动态网,还是火凤凰,人们只要轻轻“一翻墙”,就能看到各种被封锁的信息。

跟埃及民运一样,变革的真正主力不是现有的反对派,而是平时根本“不参与政治”的广大民众。“网路加草根”,这两条激发埃及民运的关键因素,中国都已经具有了,中国变革目前所等待的,只是那么一个小小的水果摊,或一个小人物被警察打死的小契机。

尽管埃及局势复杂多变,善良的人们可能会被政客玩弄,但历史潮流一波接一波是不会停止的。假如说这次埃及民运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民主的春风,无论接下来是否有倒春寒,毕竟地球村的春天已经来到了,人类普世价值观正在给世界每个角落注入青春的活力。◇